二、 农民工： 随着农村劳动力持续增加、种粮不赚钱、耕地持续减少等各种因素的影响下，大量青壮年离开第一产业，进入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成为“农民工”（最初称为民工）。“农民工”是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名词，是个具有明显中国文化特色的定义。 工人往往意味着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依靠工资为生的体力或者技术劳动者。 不过在中国，由于户口制度（世界上很少几个国家有），让户口为农村的人，成为二三产业的工人。 一般来说，农民生活在农村，工人生活在城市，这是一种比较正常的状况。 工人通过在城市工作和生活，作为城市的一份子，在城市交税，享受城市的福利，并且在城市的社区中生存繁育。但是在中国，农民工则是官方作为农村的一员，而实际上做着城市工人的工作。这些工人离开农村，进入城市或者城郊的工厂工作，往往每年要回“老家”，也就是户籍所在地。 根据国家统计局2008年底的“监测调查结果”推算， 2009年度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2978万人。 其中，外出农民工14533万人，比上年增加492万人，增长3.5%。 这样就是说，有接近2.3亿人是农民身份，但是在工厂做工在农业土地少、收入低、负担重的情况下，8400多万农民选择就近成为工人，而超过1.45亿农民工则“背井离乡”，去外地打工。 如果把他们的就业状况抽象出来，那么8400万人通过本地工人就业成为“本地流民”，而超过1.45亿人曾成为跨省区市的“流民”。

那么，为什么说这些农民工属于“流民”呢？ “农民工”是个两头不沾边的工作。 这些农民工虽然被冠以“农民”的身份，但实际上他们已经不是农民，他们往往无地可种。 因为，这几十年来的人口增长状况，在这十几年基本上达到了就业年龄人口的峰值。 在农村，中老年和妇女已经基本上能够满足种植养殖的劳动力需求，不需要过多的劳动力使用，因此这些农民工就是回乡，也没有太多的工作可做。同时，这些“农民工”是农村户口，并不受到城市的认可。 根据“监测调查结果”，在外出农民工中，文盲占1.1%，小学文化程度占10.6%，初中文化程度占64.8%，高中文化程度占13.1%，中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占10.4%。 在外出农民工中，以受雇形式从业的农民工占93.6%，51.1%的外出农民工没有接受过任何形式的技能培训，而且文化程度越低接受过技能培训的比例也越低。 这些数据和我们平时看到的情况都能够得出一个结论，大多数农民工从事的都是危险脏累、收入较低、替代性强的非专业工作。因为，在文盲半文盲农民工中接受过技能培训的占26.3%，小学文化程度的农民工接受过技能培训的占35.5%，初中文化程度的农民工接受过培训的占48%，高中和中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农民工接受过技能培训的比例分别为54.8%和62.5%。 那么，根据他们的知识和技能，首先找不到稳定的工作，往往只能吃“青春饭”，在体力最强壮、注意力最好的35岁（甚至30岁）之前，辗转于不同的加工厂、建筑工地等地点。另外，因为城市各种高昂的费用，所以他们事实上也与城市没有关系。 即使他们在城市中，也是住在集体的工棚或者拥挤的宿舍中，基本上过着与城市隔绝的生活。 那么，他们只是城市的看客，而不是城市的组成部分。 他们贡献了自己的辛勤劳动，但是城市基本上视他们于无物，同很少的工钱就把他们打发了。

因为这样一个大量的流民群体，因此出现了“人口红利”的说法。 中国改革开放最大的成果是，通过与世界展开经贸往来，将流民这个巨大的危险因素变成了利益来源。 我二十年前开始学经济学的时候，学到当时国内刚刚兴起的“资源禀赋优势”理论，当时觉得中国的劳动力便宜，是应当好好利用这些便宜的劳动力，进行国际贸易，提高社会分工和资源配置能力。 十年前，见识了中国广东大量民工的生活条件和收入状况，看到了国外人们的生活状况，我开始对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优势”这种理论开始产生极为厌恶的心理。 当时我就想，为什么不能像日本那样，持续提升社会的教育和科技含量、提升人们的工资，让人们能够工作得更轻松、收入更高、生活更好？ 我当时觉得，“廉价劳动力”理论是实实在在祸害中国这些劳动力的理论。 今天我意识到，关键的问题并不是理论不好，因为对于20年前仍然是文盲居多的社会，需要走过这个阶段。 但是，在中国这个以“偷抢桃子”为导向的社会，将中国经济固定在这个理论上，通过让这些劳动力保持在知识技术水平很低的状况下，能够持续压榨这些奴工，然后摘“人口红利”这个规模巨大的“桃子”。 比尔 盖茨从小就具有非常偏激的性格，他的母亲总是担心他过于冷漠，缺乏同情心，缺乏对他人的关怀。 但是，如果让比尔 盖茨在中国开一个工厂，相信就是让他破产，他也做不出像中国老板这样的“血汗工厂”来，更不可能让自己的员工连续地跳楼自杀。 我相信，对于比尔盖茨来说，中国的老板不可相像的残忍，更不用说那些从小就非常具有同情心的老板了。 而且，我印象中当时在广东对于不同的老板的评价，最为恶劣的是韩国和台湾企业，甚至比大陆的老板更加恶劣，然后是日资企业，香港的老板要好得多，最好是欧美的企业。有朋友问我对台湾和香港文化的认识，我觉得只需要看看这些在大陆设厂的企业，看看台湾哪些来大陆忽悠民众的一些演讲的人，就可以看出他们的文化本质。 把业务重心放在大陆的台资企业，一方面属于台湾的“杂碎”企业，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台湾人为了利益不择手段的特点，尤其是台湾在大陆通过演讲和出书捞钱的人们，都是利用商人的精明加上似是而非的理论，再加上夸大其词的个人简历包装，通过误导观众赚着丧尽天良的昧心钱。而且，企业品牌是反映一个国家文化的重要标杆。 台湾的经济与韩国类似，甚至有一段时间比韩国更好，但是台湾企业没有一个像三星电子、LG、现代汽车这样拿得出手的品牌。 这在一些侧面反映出中国腐 朽文化对台湾经济社会的影响。 近年来的台湾m zh制度建设，才真正让台湾在文化上开始与世界文明接轨，让社会的重心从服从某个强人的意志，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向满足民众需求的方向转型，而审判陈水扁更是开始了社会教育的进程。 不过，这条社会教育之路仍然任重而道远，即使是台湾这个教育文化基础非常好的较小地区，也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够把现代文明的“是非观念”普及到民众的观念中。更重要的是，让知识分子从小追求真理，而不是做见风使舵的精明的商人。 而在大陆，由于流寇不把民众当人看，允许外资把劳动者当奴工，那么不同文化在这样的环境下，就显现出了各自的本质。 从整体上看，欧美自然是文化最先进，管理人性化且规范，也就吸引了优秀人员涌向欧美企业，这就是文化所形成的“人心所向”。香港作为中西文化的交汇处，曾经的世界金融中心和时装中心之一，能够在金融和时尚领域强大的地区，其文化自然是优越的，明显优于以制造业为主的日本韩国。 不过，近十几年明显没落，让人觉得非常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