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们只看到利益的时候，社会文化就很容易变成“盗贼文化”。 在改革开放之前的“真理大讨论”中，人们总结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实际上这样的表述并不是正确的方向；应该说“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实践”的本质是利益导向，也就得出“抓到耗子就是好猫”，人们的思维仍然脱离不了只看眼前、只看表面、只看局部的问题；而只有人们将自己的思考超越时空，从历史思考到未来，才能更加接近真理。 通过对时空的思考分析，我们发现流寇和暴民的特点在于，急于获得利益，时间是他们最大的敌人。 那么，如何快速“致富”呢？ 基本上有两个方式：抢和偷。 比如说，人们都爱吃桃子，那么怎么吃到桃子。 有的人种桃树，培育桃树，养护桃子，直到成熟之后，然后享受桃子，这就是农民的方式；有的人做出养护桃子的工具，来换桃子，这就是工人的方式；有的人了解到农民想卖出多余的桃子，而工人想拿工具换桃子，于是通过把工具贩卖给农民，然后把桃子贩卖给工人，从中赚取桃子的差价，这就是商人。 还有人就是跑到农民的桃园里抢桃子或者偷桃子，这些人就是流寇和暴民。 那么，中国文化就是让人们只想着桃子，然后大家共同偷抢农民的桃子，实现吃桃子的目的。 当年，“打土豪、分田地”，“公私合营”，都是让人们关注于利益，然后大家共同摘桃子。 结果，地主的地分了，资本家的企业归公了，大家就觉得富起来了。 于是，大家追求更高的目标，于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 “大炼钢铁”、“亩产万斤”、“人民公社，吃饭不要钱”等等，结果没想到“桃子”摘没了，所以饿死几千万。 这就是时间的意义，人们可以为了一时之快，把桃子都摘了，但是今天吃尽耗光桃子，明天就得饿肚子，饿死人。 更重要的是，耕地和企业都收归国有了，然后让大家都成为奴隶，等于流寇把“树”抢了。 奴隶的生产效率是最低的，所以很快物资就开始全面匮乏，人们必须开始凭票生活了。1953年11月1日，北京市首次发行面粉购买证，这是北京市发行的第一种票证。1954年7月1日，北京市开始正式实行食油定量供应，发行油票，每人每月二两多油。1955年12月1日，粮食实行以人定量，凭票供应，北京市粮票诞生……从此开始了票证时代，各种商品票证渐次推出，对生活所需商品进行计划供应，几乎每种都分全国票证、地方票证，有的票是多人一张，有的票当月有效，有的票可以一年内使用。到后来，从化工、机械、煤炭、粮、油、布、肉、蛋，到烟、酒、糖、茶，都实行按人发票、凭票供应，形成了独具时代特色的文化现象。据民俗文史专家郭坤聪老先生回忆，当时粮食极度缺乏，城市普通居民每个月限量供应24斤粮票，只能买到24斤粮食，根本就不够吃。在票证的限制下，那些不需要票证购买的食物价格飞涨！“1958年到1962年，街头一个用菜皮包住馅的薄饼都要卖8元钱。”当然，随着人们越来越穷困，就需要从思想深处对人们进行“灵魂的革 命”，于是当时的口号就从“超英赶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变成“越穷越光荣，越穷越革/命”，“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农民家里养猪养鸡都可能被“割资本主义尾巴”。 也就是说，当人们开始穷困的时候，不是想方设法调动人们的积极性，让大家通过劳动富起来，而且通过控制人们的思想，禁止别人劳动，然后共同穷下去。 在这样的思想环境下，再加上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人们越来越穷困。 在这段时间里，以色列和中国的对比相当明显，以色列人将沙漠变成绿洲，发展农业，人们吃的越来越好的时候；而中国人把森林和草原变成沙漠，农业退化，人们越来越没有吃的。

改革开放后，进一退三的方式，让人们重新回到“偷抢桃子”的文化中。 1980年代，一身清正的胡耀 邦一方面致力于“拨乱反正”，把过去的观念扭过来，另一方面起到个人榜样作用，而且知识分子地位受到明显提升，农民因为联产承包责任制而有了种粮积极性，教育重新恢复，年轻人“为中华崛起而读书”。这种系统的文化变革让整个社会关系缓和，社会开始经历快速的发展期，民众的生产建设热情被激发出来，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明显、全面的提升，大量人口从饿肚子开始能够吃上肉。 不过，在这个文化系统中，根本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 人们开始看到外面的世界后，感觉到中国和美国的差距更大，于是产生更加急切的心理，希望中国能够富强，能够快速赶上美国。 另外，穷怕了的人们非常希望自己能够快速富起来，过上吃饱穿暖的生活，而且生活越来越好。 在人们这样的心态下，“实践”成为检验的“唯一标准”，所以“抓耗子”和“部分人先富”让人们产生了巨大的动力，希望自己成为最为实用的先富者。 更加本质的问题还是在教育，也就是教育导向思想。 虽然当时恢复了小学、中学和大学的正规教育，比前面完全摧毁教育进了一大步，但是教育的导向仍然在错误之中。“中华崛起”本身是个非人性的口号，仍然在强调国家，强调利益导向。“中华崛起”的主要标志可以归结为国家经济增长和国家武力强大，而“人”并没有被考虑进去。 人们往往会觉得，“大河有水小河满”，“中华崛起”也就能够让每个人更加富裕。 但是，这明显是个误区，是个倒果为因的逻辑错误。 但是，长期受到中国文化洗脑的奴隶们，本身就没有逻辑能力，所以无法辨别哪个正确、哪个错误。 所以，从1990年代开始，当“中华崛起”加速的时候，也就是人们重新向狭隘、短视、肤浅、穷困退化的过程。 人们以为自己属于国家的一分子，开始产生集体幻觉，把别人的给自己演的“戏”，当作自己的真实，在“人生如戏”的过程中，滑向痛苦绝望的境地。

时代不同，人们的做法往往也不同；而考察文化特点，就会发现不同做法下的相同文化基因。 在西方发达国家，学校教育帮助个人形成良好的学习思考习惯，并且提升个人的综合素质与能力；另外，社会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广义的教育就是帮助人们更好地应对社会中的各种事务。 或者说，西方国家根本不考虑自己是否“崛起”，因为良好的社会是由良好的公民由良好的方式组成，那么培养了良好的公民，建立起良好的社会制度，社会自然就会发展，国家就会强大。 如果光强调国家的强大，忽略了民众的学习与思考，忽略了社会的组织机制，就会陷入如纳粹德国那样的灾难之中。 而在发达国家的生活中，每个群体并不关心“国家经济”这个不着边际的内容，而是为了自己的经济而斗争。 所以，经常会出现公交系统员工大罢.工。 这些人难道不知道他们的做法影响社会的正常运作，降低经济发展吗？ 当然知道，但是为了个人或者小群体的利益，可以牺牲所谓的“国家经济”，这也是人.权高于主.权的一部分。 那么在中国，由于文化思想的根本问题并没有解决，社会机制问题（也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也没有解决。 在这样的背景下，再次强调“利益”（“中华崛起”只不过是“超英赶美”的翻版）就等于让人们陷入一个新的灾难过程。 不过，50年代的过程是个“疾风暴雨”的过程，在军队的支持下，人们即使是痛苦，也无可奈何；而90年代开始的过程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往往是当虚幻在“中华崛起”的人们自己发现自己失去饭碗的时候，才知道个人经济是第一位的，个人经济的意义要远远高于国家经济。 对于每个人来说，国家经济危机不是危机问题，而个人失业下岗才是真正的危机问题。

当人们注重“实践”的时候，等于新的一轮“偷抢桃子”的过程开始了。 要取得经济的快速发展，实现“先富起来”的目标，那么人们的首要目标并不是种树，而是要“偷抢”已经成熟的“桃子”，然后“砍树”加速色花劳动者的个人折旧，让人们未老先衰，最后通过思想灌输，让人们相信这样的思想理念。 30年河东，30年河西，看上去方向有了很大的变化，但是由于上位者“子承父业”，有其父必有其子，流寇的本质不变，所以河东河西只是表象，文化的实质相同。 这个过程是渐进性过程，不像50年代的“疾风暴雨”式的过程，让大多数人一下子陷入贫困，而且通过一步步的行动，逐渐走到今天的局面。而这个过程仍然是“农村包围城市”的过程，从农村的改变开始，深刻改变了人与人关系与社会文化，瓦解了整个社会经济。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几个重点的社会人群，形成了今天的社会经济文化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