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这些利益冲突仍然处于次要地位，主要的是民众们把黄头发、蓝眼睛的外国人看做“鬼”，也就是后来所说的“洋鬼子”。 现在说起来“洋鬼子”是个取笑性质的词语，但是当时愚昧的民众们非常认真地以为他们是鬼。 当山东的传教士给当地的农民传授种植水果的知识和技术，引起了很多农民的不满，认为传教士“妖言惑众”。 中国人对男女礼防极其看重，讲究“男女授受不亲”（当然被野蛮民族或者被流寇屠杀奴役的时候，被皇帝挑选上、被王公贵族看上、被地方恶霸霸占的时候，男女之礼也就不算数了。也就是说，这种“男女之礼”只是用来约束民众的，就像太平天国把男女分开一样）。那么，两性间任何稍为亲密的来往都会引来风化性罪恶的论断。 而满口仁义道德的人们则认为，洋鬼子的传教士来到本乡，自然不会安什么好的心肠；可是他们在这里可以得到什么利益呢？最大的可能性自然是要勾引良家妇女了，而且这样的论断在当时极其普遍。 尤其是一些妇女信了基督教后，她们便不肯听从父兄的禁令，坚持要继续返教堂参加聚会。 所以，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对此唯一合理的解释是她们中了传教士的蛊毒，或被勾摄了魂魄，以致再也身不由主了。另外，晚清来华的天主教传教士，最常办的一种服务是开设育婴院，以收容遭人遗弃的婴孩。 但是，当时卫生设备简陋，而且收纳进院的婴孩又多在体质及健康上出现问题，因此育婴院常常发生婴孩死亡以至因互相传染而造成婴孩大量死亡的事件。 所以，谣言便由此而生了。本来中国人就不相信传教士千里迢迢到来是纯粹为了做善事造福国人的，开办育婴院等社会服务必然别有用心；如今婴孩大量死亡，更足以显露他们的祸心。民众更进一步推断，传教士之大量收纳及杀害婴孩，目的当是为了性及长生的「采补术」；洋人捉拿了这些童男童女，便将他们的童精童血吸至殆尽，使他们虚脱而死，然后用来炼丹制药，行功采捕。于是，民众深信不疑这样的推断，有暴民围攻育婴院，拆毁建筑物及杀害传教士，一桩教案便由此而产生了。 后来的“义和拳”就进行了很多这样的宣传，比如说“（洋）银必取中国人睛配药点之，而西洋人睛罔效，故彼国人死，无取睛事，独中国人入教则有之。……（洋人）能咒水飞符，摄生人魂与奸宿，曰神合。又能取妇女发爪置席底，令其自至。取男童女童生辰粘树上，咒之，摄其魂为耳报神，……甚或割女子子宫、小儿肾子，及以术取小儿脑髓心肝！（《反洋教书文揭帖选》9页）”，还有“（北京西什库教堂）墙壁，具用人皮粘贴，人血涂抹，又有无数妇人赤身露体，手持秽物站于墙头，又以孕妇剖腹钉于楼上，故（义和团）团民请神上体，行至楼前，被邪秽所冲，神即下法，不能前进，是以难以焚烧。又兼教堂有老鬼子在内，专用邪术伤人，固难取胜，反多受伤。（《庚子记事》28页）” 抛开论述的内容，如果就论述的思想来看，当时“地主阶级”的罪恶和现在的“阴谋论”，跟义和团当时的推断方式都非常相似。

根据这样的思想，愚昧的民众们开始了行动。据统计，从19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末，全国发生屠杀教士与教民的大小教案八百余起，其中较大的有“天津教案”、“长江暴动”及四川余栋臣等。其发动与参与者有地方官员，土豪乡绅，普通农民，民团会党，城市贫民，流氓无产者……十分复杂，规模越来越大，手段越来越激烈，其口号是“崇正避邪”、“忠君卫道”。 在这样的背景下，义和团于90年代后半期起源于山东和直隶，以“练拳”为名组织起来，攻打教堂，反洋教。义和团于1900年夏在慈禧的允许下进入北京天津，开始了“奉旨造/反”。 而文丨革丨开始，红卫兵“小将们”的造/反有理与义和团如出一辙。 义和团的口号虽不统一，但主要是“顺清灭洋”“扶清灭洋”“助清灭洋”，并明确表示“一概鬼子全杀尽，大清一统庆升平”。就这样，汉族奴隶们开始完全支持欺压奴役自己的清廷。当年，华北正好碰到天气大旱（按现在的话说，50年一遇？）。 而人们认为，旱灾往往被解释为得罪了上天(玉皇大帝)。 因此皇帝和官员们往往会举行庄严的祈雨仪式，祈求上苍原谅，赐以甘霖。但是，譬如庚子年的干旱就并没有因此而得到缓解。 所以，山东义和拳流入天津后，趁机造势说：‘扫平洋人，自然得雨’。 义和拳的揭帖中反复强调，当时北方久旱不雨，原因是“洋人得罪了老天爷”，所谓“天无雨，地焦干，只因鬼子止住天”，“天久不雨，皆由上天震怒洋教所致”，只有“扫平洋人，才有下雨之期”。六月，直隶、山东交界一带下了一场透雨，附近一带的义和拳便纷纷回家种田去了。 但是，还有很多地区没有下雨，所以义和团就开始闹起来。

义和团极端仇视与洋人的一切事物，把传教士称为“毛子”，教民称为“二毛子”，“通洋学”、“谙洋语”、“用洋货”……者依次被称为“三毛子”、“四毛子”……直到“十毛子”，统统在严厉打击之列。 义和团们反对一切现代文明的产物，掀翻了耗费巨资铺设的铁轨，砍倒新竖立起来不久的电线杆，焚烧教堂、轮船、洋货等等。 反对现代科技有其内在的原因，比如说铁路建成后，沿线旧式的交通系统被废弃，这就造成了人数众多失业流民，比如说水手、船夫，纤夫、沿线小店的店员、脚夫、驿站夫等等，这是个庞大的数字。 另外，男耕女织是中国农村的主要经济特点，中国的丝绸曾经为中国赚取了大量的白银。但是，英国工业革命到19世纪中叶开始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国外大规模的纺织厂建立起来，生产出大量的质优价廉的布匹，冲击中国国内市场，造成大量白银外流，无数农村妇女失业，连带着大量的相关手工业者破产，这些人也成为无业无收入的流民。 那么，这些人将自己的遭遇归结为洋人和洋货太可恶，所以对于买卖洋货、甚至拥有洋货的人，都要毁物杀人。《拳事杂记》中记载说：“当拳匪起时，痛恨洋物，犯者必杀无赦。若纸烟，若小眼睛，甚至洋伞、洋袜，用者辄置极刑。曾有学生六人，仓皇避乱，因身边随带铅笔一枚，洋纸一张，途遇团匪，乱刀并下，皆死非命”。 1900年6月16日(五月二十)，义和拳在焚烧“老德记”西药房等洋货铺的时候，连带将大栅栏地区1800多家店铺和7000多间烧毁，当时居民要救火，义和团不让，还让人们继续焚香，说可以自保。 结果，后来火势凶猛，连正阳门城楼都被殃及烧毁坍塌。 可以说，义和团是中国暴民抗拒现代文明的一个典型。60多年后的文丨革丨，红卫兵进行“破四旧”，反对一切西方思想文化，听西洋音乐、读英语书的人就能被置于死地，并且把 “西红柿”改成“东红柿”，让人们重新回到愚/昧时代，可以说是义和团的翻版。 现在，“阴谋论”强调北美和南美大豆低价冲击中国大豆市场，造成东北种豆农民大幅亏损，也是义和团思想的一种反映。

义和团反对洋人、洋教、洋货的方式，就是要回归中国“传统文化”。 当时，流行乡间的小说中的人物和戏曲中的角色如关云长、姜子牙、黄天霸、孙悟空、猪八戒、二郎神、樊梨花等等，都成为义和团所信奉新神的共同来源。 另外，义和团的首领大搞降神附体、撒豆成兵、呼风唤雨、画符咒水等事物，尤其是“刀枪不入”成为义和团的经典招牌。 义和团宣称，所有练拳者只要心诚都可祈神降身，保证自己刀枪不入。 而且，练拳的人要祈求的神并不是高不可攀的神，而是历史上流传已久、为广大农民喜闻乐见的英雄好汉。而这些“招式”是广大民众所熟悉的传统项目，所以人们极易接受。 在义和拳的传播过程中，民间社戏也起了重要作用，义和团的不少神祗都来自这些社戏，许多拳民自称关公、张飞、赵云、黄飞虎……当拳民被某神附体时，其行为便与他所看到的戏台上的这个角色的动作一样，在言语上摹仿戏上的说白，行动摹仿戏上的台步。另外，义和团认为女性身体是污秽之物，攻打不下教堂归因于教堂内许多妇女赤身裸体或手拿秽物站在墙头、或骑在炮上，破坏了神拳的法术。当他们火烧教堂或一些店铺延烧到附近民房时，则经常归因于路过的妇女或出门泼“秽水”的女性。因此对女性外出有种种“以防污秽”的限制和规定，有时严禁外出，有时准许外出但必须头戴红布或轿盖红布，有不少不知者无辜被杀。 将近100年后，香功、养生功、法某功在中国兴起，而这些功就是以“气功神医”为开端，而法某功加上中国广大民众喜闻乐见的神鬼模式，迅速吸引了数千万人参与，其中有很多本科生、研究生。 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警讯，反映出人们集体性盲目的一种状态。 进入21世纪，“国学”又成为热门话题，人们似乎觉得这时中国崛起的标志。 但实际上，这是中国被世界发展越落越远，不论从社会、文化、技术、人们的生活水平等方面，形势恶化的速度加快，社会越来越失衡，很多人开始觉得走投无路，但是又不愿意按照现代文明的方式行事，所以希望抓住“传统文化”的这个“救命稻草”。 但是，人们可以看到，社会上越是“国学热”，越说明人们已经处于绝望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