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运动兴起的根本和直接的原因是“反洋教”，然后与清廷希望抵御“洋人”的思想合流，形成的规模巨大的运动。 鸦片战争后，清廷逐渐开始被迫结束从明朝开始的闭关锁国的政策，也开始允许从康熙年间禁止的基督教传教活动。传教士纷纷来华传教，教会开始在中国大量创办学校、医院和报刊杂志，普及现代文明思想和科学知识。 在思想上，教会不允许信众“崇拜偶像”，这和中国传统文化中视为神圣的祭天地、敬鬼神、祀祖宗、拜孔子几乎水火不容。 比如说，某些乡村会进行祭天敬神的活动，而这些活动的费用要摊派到每家每户。 但是，教民因为不信这些“偶像崇拜”，所以不参加这些活动，也不同意被摊派，而且教会还支持他们。 于是，这些教民的行动就引起了当地民众的极大不满。 现在看来，这些教民的做法无可厚非，但是在当时激怒了很多人。 因为，奴隶们的特点经常是，当自己做奴隶的时候，也要求自己身边的人做奴隶，反对其他人的选择。 这就像汶川大地震之后，人们开始关注哪些企业进行慈善捐款，没有进行慈善捐款的企业就被列入“黑名单”，对其进行口诛笔伐，一片声讨。 当然，从这些企业本身来说，如果出于同情心，是应当捐款的。 但是，捐款不捐款都是个人行为，即使不捐款也无可厚非。 其实，在当时“热火朝天”的情况下，不捐款其实更好一些，直接买一些便宜实用的救急物资，直接分发到灾民手中。但是，“道德狂热”绑架了理智，就形成了暴民文化氛围。 后来，暴民们看到自己捐的钱到了哪里，才开始明白自己过去的愚蠢，然后陷入冰冷的失望之中。其实，这是暴民文化的另一种表现，就是在狂热和冰冷两个心理极端“打摆子”的状况。 因为，暴民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动都是在别人的操控下进行的，奴隶是按照奴隶主的剧本来“演戏”的。

当时，儒家士大夫是反对基督教的最主要的集团，这包括在官员和地方乡绅，他们散播了大量攻击基督教的言论，并且往往又是教案的幕后煽动及策划者。在这些人眼中，洋教被视为“灭伦伤化（这是中国文化里的大罪）”，所以出现儒家的“华夷之辨”和“人禽之辩”，说明洋教与中国传统文化越来越“水火不容”。 另外，当教民和不信教的民众发生利益冲突的时候，传教士则认为当时的中国司法非常野蛮而且不公正，所以经常帮助教民写诉状、在公堂之上进行辩护（类似于律师的作用）。 那么，不信教的民众是跪着跟“青天大老爷（官员）”说话的，请求“青天大老爷”主持公道；而教士则是站着跟官员说话，要求官员公平判决。在这样的情况下，官员们往往和教士相比，在气势上就矮了一截，所以教民理亏的案子经过传教士的辩护，官员也可能判教民打赢官司（这就像在美国，检察官遇到知名的大律师，也可能变得有些惊慌失措而出现重大漏洞，因此检方/控方即使有理，也经常会打输官司。“辛普森杀妻案”通过辩方敏锐的洞察能力，发现警方的重大漏洞，并且选择了最有利于自己的陪审团，最终让辛普森无罪走出法庭），这对于不信教的民众来说觉得非常愤怒。 这时候，不信教的民众们不是把矛头指向官员（他们也不敢，因为官员们随时可能打他们的板子），而是迁怒于教会和教士。那么，这些官员们是乐观其成、甚至推波助澜的。 因为，教士的辩护本身就在威胁着他们作为“青天大老爷”的地位，让他们不能为所欲为，只能“秉公断案”。就这样，在思想理念冲突（官员们的利益）为主，民间利益冲突为辅的背景下，暴民反对基督教的“呼声”也就越来越高。 这就像现在的“阴谋论”或者是钢铁价格谈判，人们不是反思自己体制内部的问题，让自己人中最精明的人去谈判，而是用愚蠢的人谈判，动辄损失几百上千亿元，然后把自己的损失归结为“敌人太狡猾”。 然后，形成敌视西方的文化氛围，这就是“义和团”式的暴民思维。

义和团作为暴民组织，充分反映出整个社会民众的愚昧状况。 在早期，义和团的前身属于“反清复明”的松散民间组织，这样的组织之所以属于暴民组织，因为它连“均田免粮”这样的政/治口号都提不出来，只是觉得做汉人的奴隶比做满人的奴隶强。 所以，太平天国可以在很短时间内起事，并且迅速席卷半个中国，而这些“反清复明”的组织从来都没有任何起色。 而且，随着基督教的深入，这些组织逐渐转变为“扶清灭洋”。 这种没有任何明确思想，从“反清复明”到了“扶清灭洋”的时候，更达到是非不分、认贼作父的程度，在后来被清廷剿灭成为必然。 当时，由于教会和教士在外国武力保护下，而教士通过打官司保护教民的情况下，人们纷纷开始入教，所以也导致教民良莠不齐。 而在打官司的过程中，官员又明显偏袒教民，激起了没有入教民众的仇恨。 这时候，官员们表现出无可奈何的状态，让没有入教的民众把矛盾转移到教会和教民身上。于是，各地开始出现杀害教士和教士家属以及教民的“教案”。打个比方，这就像在“血汗工厂”工作的奴工们，本来可以顺顺利利地做奴工。 没想到，这时候出现了工会，或者出现了外国的组织，要求加入工会或者组织的奴工得到较为平等的待遇。 这时候，没有入会的奴工不是跟随工会要求自己更多的权利，而是跟血汗工厂的老板联合起来，消灭工会，要让大家都回到奴工状态。 比如说，十年前甚至五年前，很多人对于出国留学不归的人们非常反感，认为国家培养了他们，他们就应该回来。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感觉到，这些人不回国是正确的。 再比如，在90-1的时候，上海的工人最稳定，主动组织起来维持秩序。结果这些工人自己也没想到，90年代上海率先开始了“下岗”，结果“昨天所有的荣誉，已变成遥远的回忆。 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是从头再来。” 然后，上海人“享受着”全国最高的房价，比北京高出数倍的公共交通费，高出很多的菜价等等，给上海这个“国际化大都市”的小资情调添上亮丽的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