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拥有武力的人通过武力和洗脑驯化，通过剥/削压/迫本族人，然后获得最大的利益，让中国陷入“禽兽不如”的文化状态。 当然，这些人的武力看上去很强大，但实际上只是对民众来说非常凶狠。 比如说，宋朝和明朝都维持很庞大的军队，用来瓦解民众的反抗意志，但是跟外族打仗却不堪一击。 但是，对于剥削压榨民众来说，这些军队一般情况下就够用了，这就是“戏班子”的作用。 比如说，朱元璋通过掌控武力，达到了“吃独食”的目的。 而且，明朝通过八股科举和文字狱，维持表面的繁荣，再加上洗脑驯化，从根源上打消民众反抗的意志，让民众逆来顺受，成为待宰的羔羊。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明朝的军队就是朱家保障自己利益的“戏班子”，而不是真正的军队。 尤其是到了崇祯朱由检时代，把宦官派到军队里当监军，监视控制将军们的行动，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保持自己对军队的绝对控制权。 在朱由检的思路下，凌迟袁崇焕，然后把一个个能够打仗的将军，通过孤军作战的方式，去和后金作战送死。 当这些优秀的将领们死掉之后，就剩下不会打仗的人们领导军队。 早在陕西、河南等地民众因为气候和土地兼并等原因流离失所，另外朱由检为了节约几两银子裁撤邮局（驿站）系统，当时大臣就建议朱由检花钱赈济百姓，保持社会安定。但是，“吃独食”成了传统的朱家，怎么可能放弃自己的利益，把钱粮分发给民众呢？ 所以，朱由检花大价钱去镇/压民众。 结果，动用军队的钱超过了赈济灾民的钱，然后这些钱“羊毛出在羊身上”，必须从还没有流离失所的民众身上搜刮，导致了更多的农民破产成为流民，引发更大的流民聚众。 通过崇祯这种“火上浇油”的措施，再加上以福王为首的朱家子孙继续横征暴敛，结果导致局势终于一发不可收拾。 李自成绕了个弯子到达北京城下的时候，惊奇地发现人们敞开大门迎接自己，而崇祯则急匆匆在一个太监的陪伴下，自己跑到煤山去上吊。 从秦开始经过1800多年的中国文化“熏陶”，“成者王侯败者贼”的观念深入人心。 但是，人们并没有意识到，李自成进京只是一个流寇代替另外一个流寇，或者说一个贼代替了另外一个贼。 西点军校诞生了南北战争时期的联邦军总司令格兰特和南军总司令罗伯特 李、潘兴、艾森豪威尔、麦克阿瑟、巴顿等很多中国人熟知的著名将领；而流民中则诞生了朱元璋、李自成和张献忠等流寇，流寇就是贼。 而贼之所以成为贼，关键在于思维上就是贼。

1688～1689年，英国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发动了推/翻詹姆斯二世、防止天主教复辟的非暴力政变。 因为这场革命没有流血，所以称之为“光荣革命”。 1685年詹姆斯二世全然不顾国内外的普遍反对，违背以前政府制定的关于禁止天主教徒担任公职的“宣誓条例”，委任天主教徒到军队里任职，并且开始残酷迫害清教徒。 另外，詹姆斯二世开始还向英国工商业主要竞争者——法国靠拢，严重危害了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利益。最让人们恐惧的是，詹姆斯二世还把原来只有5000—6000人的军队扩充到3万人左右，并将其中约1/2的军队驻扎在伦敦，以随时镇压伦敦城区人民可能发生的骚乱。 因为，英国人对于军队的态度非常敌对，担心军队干预国内事务。在詹姆斯二世朝着君主集/权的方向越走越远的时候，于是人们决定采取行动。包括伦敦主教在内的几位著名人物发送了一封密信给在荷兰的信奉新教的詹姆斯二世的女儿玛丽和女婿威廉，邀请他们到英国赶走詹姆斯二世，保护英国的“宗教、自由和财产”。威廉带兵1万多人进入英国，而詹姆士二世虽然拥有4万多军队，但是仓惶出逃，双方之间未发一枪。议会重掌大权，而威廉亦即位后成为威廉三世，和詹姆士二世的女儿玛丽二世共同执政，成为英国国王和女王。 詹姆斯二世出逃德意志，途中被截获送回伦敦。后经威廉同意，詹姆斯二世逃亡法国。 1689年初，在伦敦召开了上下两院联席的特别会议。会议经过一番讨论之后，决定邀请威廉和玛丽来共同统治英国，同时向后者提出《权利宣言》。宣言中坚持了人民应享有的“真正的、古老的、不容置疑的权利”，比如说自/由言论和请愿自/由，适当情况下有权利配置用于自卫的武器；同时，严格限制国王的权力，包括不经议会同意不能制订或终止任何法律的效力；不经议会同意不能征税；不经议会同意不能建立常备军；另外，人民应享有选举议会议员的自由；议会享有辩论的自由等。这项宣言在1689年12月被议会制订为正式法律，即《权利法案》。 政变之后，英国逐渐建立起当时最先进的君主立宪制政体，英国开始走上迅速发展的道路。另外，“光荣革命”与《权利法案》对欧洲绝对君主专/制制度和君权神授、君主万能、臣民必须无条件服从等思想，都是沉重的打击，也启发了后来的民主进步的思想家，如18世纪法国的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伏尔泰等。 到今天，英国的《权利法案》对于中国人的思想启蒙仍然具有关键的意义（美国宪法修正案《权利法案》则是英国的更加具体的翻版）。 另外，很重要的一点是，威廉诚实地履行了自己当时的承诺，让《权利法案》非常顺利地通过，并且逐渐形成君主立宪制政体。 君主立宪的意义在于，通过限制君主的权力，保护民众的权利，让整个国家经济能够朝着更加公平、高效的方向发展。

但是在中国，让武力拥有者讲诚信，用行动遵守限制自己权力的承诺，难上加难。而让流寇讲诚信，主动控制自己的行为，那更是不可能。 所以，当每个王朝走到末世的时候，总要出现以暴力反抗暴力。 而在这个过程中，善于投机钻营的流氓无产者往往能够找到机会，成为新的王朝的胜利者。 在唐朝赵蕤所著《长短经》的“惧诫”一章中，伍被劝说淮南王刘安中说到汉高祖刘邦：“昔秦绝圣人之道，杀术士，燔《诗》、《书》，弃礼义，尚诈力，任刑罚，转负海之粟，致之西河。当是之时，男子疾耕，不足于糟糠；女子纺织，不足以盖形。（滥用暴力和刑法，男耕女织非常劳苦，但是吃不饱、穿不暖）遣蒙恬筑长城，东西数千里；暴兵露师，常数十万。死者不可胜数，僵尸千里，流血顷亩，百姓力竭，故欲为乱者十家而五。（加上蒙恬筑长城，数十万军队到处打仗，老百姓疲惫不堪，所以十家里有五家想要作乱）又使徐福入海求异物及延年益寿之药，还为伪辞曰：‘臣见海中大神，曰：以令名振男女(振，童男女也。)，与百工之事，即得之矣。’秦皇大悦，遣振男女三千人，资之五谷、种种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于是百姓悲痛相思，欲为乱者十家而六。（徐福给秦始皇求长生不老药，又弄走童男女各三千，不回来了，让十家里有六家准备作乱）又使尉佗逾五岭，攻百越。尉佗知中国劳极，止王不来，使人上书，求女无夫家者三万人，以为士卒衣补。秦皇可其万五千人。于是百姓离心瓦解，欲为乱者十家而七。（又让尉佗攻打广东，尉佗也不回来，还要求补充三万未婚妇女，秦始皇给了他一万五千人，所以民心瓦解，十家里有七家要作乱）客谓高皇帝曰：‘时可矣。’高皇帝曰：‘待之。圣人当起东南间。’不一年，陈胜、吴广发矣。高皇始于丰沛一唱，天下不期而响应者，不可胜数。此所谓蹈瑕候间，因秦之亡而动者也。百姓愿之，若旱之望雨，故起于行阵之中而立为天子，功高三王，德传无穷。（有人跟刘邦说：‘可以了。’ 但是，刘邦说：‘等等，有人先起于东南。’ 不到一年，陈胜吴广起义。然后，刘邦开始从丰沛起家，趁机成为皇帝。 成为皇帝之后，就能够开始给自己歌功颂德，说自己是上天的儿子，拥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