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中国，人们既没有武力保障自己，又没有温情的文化维护社会关系。在这样的背景下谈论“经济”，实际上等于在建设“空中楼阁”，或者给自己“画饼充饥”。当自己手里没有枪的时候，穷和富没有太大的差别，因为每个人都缺乏自我保障的手段。 当年，李自成进北京城的以后，通过对富人动刑，从富人口袋里榨出银子。 今天，这些“不人道”的方法都不需要。 因为，只需要轻轻搭建一个“股市”，弄点数字在电子屏幕上跳来跳去，国企大股东和“大小非”就赚得盆满钵满；只需要弄个房地产“刚需”，地方财政就有了收入来源；然后，只需要开动印钞机、就能够支持房地产“刚需”，然后国企、地方财政、房地产和汽车等相关系统就大把地来钱。 同时，没有温情的文化，每个人都是其他人的敌人，而其他人也是自己的敌人。 每个人现在都像一个孤岛，生活在孤独和恐惧之中，害怕自己眼前的钱哪天被别人算计走，因此想方设法保护自己的钱财。 但是，就在人们都孤立地想保护自己的收入的时候，没想到自己的财富在不知不觉中已经被“挖走”，只剩下表层的“空架子”。 人们都像演戏一样，追逐着最表面的钱财，而忽视了支持钱财的根本。 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人害我，我害人人”的社会文化已经渗透到社会的每个毛孔。 当人们关注GDP谈经济的时候，没有意识到在“中国经济”这出戏的背后，真实的经济已经全面瓦解。 经济的意义在于创造财富，但是看看周围的人们又有几个人在创造财富？ 人们不仅不创造财富，还在肆意破坏自然财富的积累。另外，因为缺乏文明社会的教育和武装，缺乏野蛮社会对于自然的敬畏，中国人几千年来持续破坏环境的行为并没有减轻，而且是变本加厉。 两千多年以来，中国经济的实质就是：大灾难（社会大破坏） -- 人口大减损 – 人口重新快速繁殖 – 大灾难。 从环境角度来说，每一个朝代的人口大减损的根源是自然承载力无法承受众多的人口，导致人口大减损；从社会的角度来说，缺乏武装和温情的社会，必然导致“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引发社会寄生群体的奢侈与浪费，以及社会劳动群体流离失所，形成大规模的流民，然后转为流寇，形成新的大灾难，导致人口大减损。那么今天，大灾难也在快速逼近整个社会。 如果人们不能及时反思整个社会文化，新的灾难可能意味着新一轮的人口大减损。

福王朱常洵是明神宗的第三个儿子。 当时，对于几乎所有人来说，朱常洵是最有福的人。 朱常洵在万历29年被封为福王，当时神宗想立他为太子，但是被众大臣所阻拦。 当时，福王结婚的费用高达三十万两白银，而且营建洛阳的福王邸府，又花费白银二十八万两，超过常规费用的十倍，引起朝廷内外一片哗然。 42年，众大臣力劝明神宗遣福王就藩。 为了安慰爱子，神宗又下诏赐福王庄田四万顷。后来，朱常洵本人也觉得有点太过分，上疏奏辞，才减为二万顷。这两万顷意味着，把中州的沃土肥田占净仍不足额，无奈又到山东、湖北、湖南、广东圈定了一部分。 另外，明神宗通过税务官员、矿产官员弄到巨额金钱、奇珍异宝，很多也给了朱常洵。 另外，要求把原来抄没宰相张居正的财产，以及江都至太平沿江荻洲杂税并四川榷茶、盐井收入全赏给自己，又请淮盐引千三百，设店洛阳，垄断洛阳盐市。天下皆知“帝耗天下以肥王，洛阳富于大内。”一个亲王能够比皇帝都富，这样的福气看上去已经登峰造极了。 不仅如此，福王还横征暴敛，千方百计搜刮。 福王当时已经300多斤，但是仍然胡吃海喝，遍淫女娼，花天酒地。 后来，陕西流贼猖炽的时候，河南又连年旱蝗大灾，人民相食，福王不闻不问，仍旧收敛赋税，连基本的赈济样子都不表示一下。福王的这种行为，让去讨贼的士兵们非常愤怒。 当时，退养在家的明朝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多次入王府劝福王，劝他说即使只为自己打算，也应该开府库拿出些钱财援饷济民。但是，福王与其父明神宗一样，嗜财如命。 而且，当李自成进攻洛阳的时候，朱常洵不仅不好好犒赏当时前来救驾的军队，反而不让这些军队入城休整。 结果，军队反叛，朱常洵翻墙逃走，但是因为体重太重，无法成行，被李自成的军队抓住。 然后，李自成的军队做了一道菜叫做“福禄宴”。 就是架一口大锅，号称“千人锅”，中间煮汤，汤的主料有鹿，还有崇祯朱由检的亲叔叔、明神宗最宠爱的儿子、体重达三百多斤的“福王朱常洵”，因此叫做福禄（鹿）宴。这时候，最后，福王朱常洵和鹿都成为李自成军队的美食。

我们无法知道，朱常洵在锅里被煮熟的那个过程中，他是怎么想的。 福王朱常洵一辈子享尽荣华富贵，突然之间发现自己成为他人锅里的肉，活生生地被煮熟。这时候可能会怨恨哗变的军队，认为他们大逆不道。 因为，从朱家的文化传统来说，思维定式永远是：自己是正确的，错误是别人的。 这就像崇祯朱由检，因为众叛亲离而死到临头的时候，不是反思自己的问题，反而埋怨满朝文武“不忠”。 但是，朱元璋的孝子贤孙们可能不去思考，为什么别人要叛变。 如果一个人两个人叛变，那么错误可能是别人的；但是，当所有人都叛变的时候，只能说这个王朝已经腐/败黑/暗到了极点。 当外患来的时候，人们通过完全不抵抗外患，表达自己反抗朱家王朝的意向。 当时，不仅仅是福王，其他像周王、郑王、崇王、唐王、潞王等都封在河南就藩，他们的田庄遍及各地。当时仅十五家朱家的贵族就占去河南一半以上的土地。 当时，严重的土地兼并，使得农民大量破产流亡。 另外，明朝廷为了解决财政危机，还要对剩余土地的农民们拼命加派赋税，其名目之多，数量之大，让河南人民无法生存。 当时，广大农村呈现出“村落丘墟，人烟断绝”的凄惨景象。就是繁华一时的洛阳附近，也是一片荒凉。 到了崇祯十三年(1640年)，“河南大旱蝗，人相食”。 洛阳周围死人相弃于道，无人埋葬。 在这样的背景下，福王还继续加紧对人民进行搜刮。朱家的子孙们让百姓无法生存下去，那么失地的流民们纷纷揭竿而起。 李自成本来已经是穷途末路，但是在河南因为大量的流民归附，立刻又形成了强大的力量。当时，李自成提出了“除暴恤民”，“均田免粮”、“平买平卖”、“开仓济贫”等口号，让各地的百姓对他充满了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