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班子文化”有两个关键点： 1、皇帝是英明神武，永远光荣正确的； 2、任何有能力威胁到皇帝地位的人，都可能（而且绝大多数都）以“谋反”这个“大逆不道”的罪名被处死，从汉朝韩信的诛三族，到后来的诛九族。 其中，诛九族是最为狠毒的手段，为了维护皇帝的“英明神武”的形象和利用，瓦解了整个社会的基础结构。在西方，人们通过“爱邻如己”的原则，形成相互信任和相互帮助的氛围，然后自发组织起来，推举其中最优秀的人才负责组织与协调，为了社区（community）或者社群（society）的利益而共同努力，创造出更好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 这些相互信任、相互团结的社会单元成为宪政民/主+教育+自/由的基础载体，成为现代文明社会的基石。 而从社区产生的优秀人才则组成精英集团，保障民众的各种利益。 但是在中国，因为诛九族这样无以复加的刑罚，所以一般有家有业的人们，为了自己的家庭和亲属，不敢随便反对皇帝。 即使皇帝已经极度疯狂变态，人们也只能跟着皇帝疯狂变态。 那么，只有最胆大、最凶狠、而且胜算很大的人，才敢于密谋造反。 而且，即使密谋造反，也不能跟亲属讲。 因为，亲属之中总有胆小的，人们为了让自己不受到株连，往往就会向官府报告，以求保全自己。 另外，邻里朋友为了自己的利益，防止自己到时候担上“知情不报”、甚至“同谋”的罪名，把自己和家庭的性命搭进去，所以也会进行举报。 而且，“谋反”的范围不仅仅是行动上拿起武器造反，只要说皇帝的坏话就可以被定义为“谋反”。 就这样，家庭、亲属和邻里之间的基础信任被瓦解，人们不敢讲真话，所以陷入孤立痛苦的状态。 当皇帝疯狂的时候，大家为了保全自己的生命，只能跟着疯狂。 到了文丨革丨，子女与父母划清界限，子女告发父母或者父母告发子女，妻子告发丈夫，子女殴打父母，学生殴打老师，都是这种文化延续和深入。而这样的文化表现，就是暴/民暴/政的“禽兽不如”的文化结果。

在诛九族的保障下，“戏班子”的戏就容易演了。 演戏的原则有两条：1、皇帝必然英明神武，必然是“万岁、万岁、万万岁”，皇帝被称为“圣上”，还在圣人之上。所以，皇帝说的话都是绝对正确的，都是“圣旨”，都是“一言九鼎”，不能更改。2、如果皇帝不英明神武、说错话怎么办？参见第一条。 打个比方，皇帝如果说错话，但是因为皇帝必然英明神武，所以不可能说错话，人们就必须按照皇帝的话去做。 那么，如果出了问题怎么办？ 那肯定不是皇帝错了，而是人们执行错了。 另外，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这个“忠君”的戏就经常上演。这些臣子真的那么“忠君”吗？ 我就不相信。 我相信，这些臣子并不是真的忠君，而是考虑到自己的一家老小，只能接受自己死的事实，假装自己死是皇帝的恩赐，还要感谢皇帝弄死自己，然后希望保全自己的家人。 就像在文丨革丨的时候，“一句顶一万句”。 因为“万万岁”的作息时间一般是白天睡觉，晚上清醒，所以“最高指示”经常在晚上发布。 那么，大家一听到“最高指示”，就晚上连夜出动，敲锣打鼓迎接“最高指示”。 大家真的愿意听“最高指示”吗？ 不是真的愿意听，而是不敢不去跟着听，否则自己可能性命不保，然后连累家人。

文化是观念灌输的结果。 在最初，宣扬皇帝英明神武，大家假装相信，但是实际上不相信。 但是，从第二代开始，因为人们不敢说真话，父亲不敢跟孩子说皇帝不是英明神武（童言无忌，家长跟孩子说的话很容易就被孩子说出去），所以孩子们就从小就开始认为皇帝英明神武。 朱元璋年轻的时候做过乞丐与和尚，自己觉得很没有面子，也不符合皇帝“英明神武”的形象，所以但凡“光”、“秃”等接近和尚特征的字眼儿，都会犯他禁忌，即使是个“僧”字也同样很刺他的眼。到后来，又向外推广至于谐音的“生”字也被纳入忌讳的范畴。 另外，朱元璋从红巾军中起家，而红巾军是“红贼”、“红寇”，因此太祖也讨厌有人在他面前提“贼”和“寇”，后来，连“则”字也被波及了。而当时不小心说了“红贼”的父子被弄死。 就这样，人们都觉得皇帝是英明神武，一贯正确，主持公道的。岳飞和岳云父子拥有十万精锐岳家军，他们本身都是有勇有谋的将领，随时可以找个理由，率军“勤政”，让赵构当傀儡。 所以，赵构认为岳飞随时有造反的能力，也就随时找机会准备除掉岳飞。 而岳飞除掉杨幺这个直接不听话的“心腹大患”之后，就动手除掉岳飞这个潜在的敌人。 而岳飞因为相信赵构是英明神武的，所以带着岳云一起回朝见驾（如果岳飞多个心眼，让岳云呆在军中，那么历史可能又不同）。 就这样，岳飞因为从小的文化灌输，只想到与金军打仗而死，没想到自己刚刚把金军打怕了，就被赵构给弄死了。 同理，袁崇焕只想着与后金交战，以为崇祯朱由检也是英明神武，会理解自己的举动，在狱中还跟祖大寿写信，让祖大寿抗击后金。 没想到，朱由检已经处心积虑，就等着祖大寿击退后金之后，解决掉袁崇焕。 可以说，岳飞、袁崇焕这样的英雄人物，中华民族的精英，不仅仅死于中国文化形成的“卖/国贼”皇帝之手，也死在中国文化的灌输传统，对皇帝可能的恶行失去警觉，结果让皇帝在背后“捅刀子”。当这些英雄在前方拼死打仗的时候，总会以最好的期望，认为后方的人民会支持自己。 这些英雄哪里会想到，一向“英明神武”的皇帝早已经把自己看作了最大的敌人，而且是对自己恨之入骨。

那么，历史总是要对皇帝进行评判，那么皇帝怎么做呢？用谎/言掩盖真实的历史，可以通过两个手段：一是加剧情；二是改剧本。 “加剧情”就是加上忠臣和“奸臣”，让奸臣“背黑锅”，维护皇帝的“英明神武”，永远正确、永远光荣。在岳飞案中，岳飞“忠君报国”、爱护百姓的形象在民众中无法磨灭。 可以说，岳飞除了在早期犯了偏激冒进的错误之外，在主观上没有恶意，而且后来成长为有智谋、有勇气、有武功的优秀将领，这是谁也无法抹杀的。 那么，如果岳飞本人没错，那么就是皇帝错了。 但是，还是前面“戏班子”的原则，参见第一条，皇帝必然英明神武，不可能犯错。 这时候，如果承认皇帝犯错，那么皇帝英明神武的角色就崩塌了。 于是，人们就要想，皇帝是无心犯错，还是有心犯错。 然后，人们如果再深挖，就会发现皇帝是有心犯错，是为了保住自己的皇位，宁愿当“卖/国贼”，也要杀掉岳飞。 如果民众都觉醒了，都这样思考，那么皇帝的形象就无法维持，“戏班子”也就唱不下去了。 于是，为了让“戏”能继续演下去，秦桧这个“大奸臣”就出场了。 其实，秦桧跟岳飞一文一武，双方“井水不犯河水”，基本上搭不上关系，连利益冲突都谈不上，所以说秦桧害岳飞的动机根本不充分。 而且，岳飞还有十万岳家军，秦桧更是没有理由跟岳飞发生矛盾了。 另外，从审岳飞的两拨人来看，秦桧也不在其中，而且审岳飞的专案组直接向宋高宗赵构汇报工作。 杀岳飞的决策也是赵构一手做出，即使秦桧说了“莫须有”这个词，也只是作了一个词语解释。 但是，为了维护皇帝英明神武的形象，秦桧说了“莫须有”（也可能没说，因为历史剧本谁都不知道了）就变成了秦桧作为“大奸臣”，残害了岳飞这个“忠臣”。 接着，英明神武的新皇帝又给岳飞“平反”，体现出皇帝永远正确，一贯英明神武。 于是，通过加上秦桧这个“大奸臣”的剧情，皇帝的形象维护了，民众的心理上满意了，一切都“皆大欢喜”了。 但是，根本问题不解决，民众只能经历更多的屠杀和奴役。 同理，打倒林彪、“四人帮”也是铲除了“大奸臣”，很多人平反了，民众也满意了，一切都“皆大欢喜”了。但是，结果如何呢？ 从文化的角度来说，今天的结果是30多年前已经注定了的。

为了让“戏”演得更真实，皇帝还要有所表示。 在主流宣传中，一定要表现出皇帝的正确与英明神武。 然后，为了表现出皇帝顺应天意、英明神武，各地经常要出现祥瑞，然后由各地的官员报给中央。 当然，如果出现饿死人的情况，那么肯定也是自然灾害，跟社会制度无关，然后人们就希望通过祈天来获得好收成。 这时候，皇帝经常还会下“罪己诏”，表明自己做得不好，惹了老天，导致各种灾祸，让民众感动一下。 同时，皇帝还要体察民情，并且到了春天的时候动几下铲子，表明自己对于农业的重视，对于农民的重视。 而这些都会让广大的民众“感激涕零”，认为皇帝是真的为自己好。 另外，皇帝也广为“纳谏”，当然必须是那些不痛不痒、立竿见影能够解决的“谏”，以此来体现皇帝的英明神武，一贯正确。 当然，如果“谏”触动了皇帝的痛处，就像在朱元璋面前说“当着和尚说秃子”这种话，即使朱元璋表面上不说话，背地里也会被朱元璋“做”掉。 于是，这时候就出现了更加聪明的人，总是说皇帝不好，专门挑皇帝的“刺”，而皇帝还非常宽容他。 这让民众觉得，这些人是“忠臣”，说出了问题，说出了老百姓的心声，同时觉得皇帝是好皇帝，因为能够容忍这样的“忠臣”存在。那么，这就像唱“双簧”，一个红脸，一个白脸，当老百姓对于歌功颂德的人不感兴趣的时候，就会对这些说出问题的人感兴趣，然后觉得皇帝让他们说话，说明皇帝是好皇帝，坏就坏在只知道溜须拍马的奸臣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