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明社会越来越从强调量的增加，转向质的提升。德克萨斯在独立后，投票加入美国，得到美国的批准，成为美国的一个州。 在美墨战争后，据说墨西哥也弄了个公投，希望加入美国，但是遭到美国的婉拒。二战后，英国则采取更加激进的做法，促使各殖民地独立，将自己的注意力重新回到大不列颠岛，不再负担维持各殖民地的费用。 美英的做法反映出现代文明社会中，对于国家的认识。 由于现代文明社会的发展方式与野蛮文化不同，文明社会更加注重国民的生活质量的提升，而不再追求规模的扩大。 所以，这些发达国家纷纷放弃海外殖民地，让殖民地人民自主发展，而这些发达国家也通过“战略收缩”，实现“兵不在多而在精”的发展思路。 美国后来批准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实现加拿大、美国和墨西哥非常紧密的经济联盟，但是美国仍然对墨西哥人进入美国控制得非常严格。 即使美国墨西哥的关系再精明，但是美国也基本上不可能和墨西哥合并。 因为，对于美国来说，现在900多万平方公里的联邦就问题成堆了，如果墨西哥在加进来，那么美国很容易面临解体，重新回到过去的格局。 所以，这就是美国宪政民主+教育形成的精明之处，广义的美/国政府机构为美国的纳税人服务，对美国纳税人负责，目的是提升美国纳税人的福利。 所以，美国绝不能让墨西哥并入美国，成为拖累美国人生活水平的重大负担。

美国充满了文化竞争和扩张的激情，使世界更文明、更人性、更绚丽多彩。 与野蛮文化相比，现代的突出优势是思考、总结和教育，通过这种方式实现国家的强大。 丰田通过一整套的措施，从小到大发展起来，而且成功开发了雷克萨斯高档车系列，成为世界上最赚钱的汽车公司，并且挤垮了通用汽车。 当日本人为丰田汽车而自豪，享受着丰田汽车带来的工作计划和高额利润的时候，美国人则走了另外一条路。 美国人开始研究丰田汽车，总结出丰田汽车成功的特点，并且定义为“丰田模式”，或者说“丰田精益管理”，并且写了不少相关的书籍阐述丰田成功的特点和原则。然后，美国人开始推广“精益管理”思维，提升美国乃至全世界企业的管理水平。 美国人这种对实践经验进行总结，然后上升到理论，并且以理论为指导，进行教育推广，反过头来指导全社会实践的提升，是美国强大的根本动力，也是现代文明在文化成果方面的主要模式。 通过这样的文化推广模式，美国数千所大学（以及相关的研究机构）发挥了关键的作用，让整个社会学习成功的理论与实践经验总结，将社会中个体、偶然的成功经验变成社会整体、必然的成果结果。 而这种对于社会方方面面的成功经验的思考，以及进行的理论提升，已经形成美国社会的系统思维模式，让美国的文化产品层出不穷。 而像《波士顿法律》、《CSI》、《疯狂主妇》、《兄弟姐妹》等美国的写实性经典电视剧集，都是对生活的观察与思考总结的结果，达到以“戏剧效果为表、文化教育为质”的文化传播效果，人们在娱乐的时候更形成对生活的深层次反思。

另外，社会纽带的方式，也反映出现代文明和野蛮文化的不同。 野蛮文化以血缘关系为主要纽带，根据家庭、家族、民族、种族的方式构建社会模式。“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是源于自然竞争的野蛮文化的典型文化思维代表。 丰田汽车从最初的初创到今天，已经100多年的历史，而丰田家族仍然牢牢地掌握着控制权。 更主要的是，日本汽车生产商主要找日本零部件供应商进行关键的零部件供应，把日本汽车的关键技术和主要利润牢牢控制在日本人手中。 其它的日本企业也采取类似的方式，对技术进行高度的保密。 另外，在奥巴马成为总统的过程中，据说90%的黑人都投了奥巴马的票，包括共和党的鲍威尔。 从这点来说，黑人的文化观念仍然需要实现质的提升。 美国立国的起点是盎格鲁-萨克森人，完全可以根据民族方式划分，形成盎格鲁-萨克森人与日耳曼人的联合，形成第一等人，然后扩展到白人的其它民族，然后扩展到其它种族，而这种方式在18世纪是“天经地义”的思维观念。 但是，美国的建国者没有这样做，而是以“人人生而平等”为美国的起点，让人们在平等教育和竞争的环境下发展。 在欧洲饱受歧视和欺凌的犹太人到了美国以后，凭着自己的智慧，成为美国社会中的最精英阶层。 在美国，乔丹和科比、老虎伍兹、迈克尔 杰克逊可以脱颖而出，奥巴马可以成为总统，王安和杨致远可以成为影响计算机历史的名人。 不少美国家庭到中国领养有一定残疾或者女婴弃儿，然后跟对待自己的亲生孩子一样对待这些领养的孩子，这些都是文化传承超越血缘传承的一些表现。

在中国，文化传统则是以儒家思想为支柱，“以皇帝（强权）为本”，把整个民族变成奴隶的文化。皇帝的价值观决定社会的价值观，皇帝为了保住自己的位置（也就是利益），可以主动让整个民族成为野蛮民族的奴隶。 在中国文化中，民众不是从符合自身的利益观点看问题，而是从符合皇帝利益的角度看问题，也就是“自身是奴隶，但是有着奴隶主的思想”。在野蛮社会，民众崇拜强者，跟随强者。 强者死去，社会解体，然后大家去追随新的强者。 在现代文明中，教育批量培养出精英集团，从精英集团中选出强者做社会领导者，然后民众监督强者。 那么，因为精英众多，社会领导者不仅需要是强者，更需要服务大众的品德，民众才会跟随强者。 而在中国，民众崇拜权力，或者说“皇帝”这个位置。假如在“皇帝”这个位置上的是条狗，人们也照样崇拜。 那么，只要当上皇帝，个人的一切劣行都可以掩盖，都可以变成好的，然后可以为所欲为。 而且，一朝天子一朝臣，什么样的皇帝形成什么样的官场，官场文化再影响社会文化。那么，如果皇帝变态，那么整个社会也就变态，就像一个变态的皇帝喜欢女人小脚，于是中国女人“缠足”了好几百年，让无数妇女遭受了长期的生理和心理的痛苦，而且失去了独立的能力。更主要的是，从宋到明，变态的皇帝建立变态的王朝，不仅让汉族饱受野蛮民族的屠杀和奴役，更让民众从变态的观点出发，进行大规模的自相残杀，然后让野蛮民族“趁虚而入”，屠杀和奴役汉族。 但是，在儒家思想的驯化下，人们看不到中国皇帝是主要“卖/国贼”的本质，让皇帝利用儒家思想实施“戏班子文化”成为可能。

多说一点儒家思想（以后会在中国文化思想论中深入分析）。 纵观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随着儒家思想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皇帝的权威在文化上越来越被强化。尤其是“程朱理学”之后，儒家思想越来越深入，社会的奴性特点也就变得越来越突出。 在唐初，魏征给太子“洗马”，实际上就是作为太子的谋士，教太子怎么做。 到了性格刚烈的李世民，魏征更是毫不客气地与李世民“针锋相对”，教李世民做人和做皇帝的道理。 这时候，魏征还主要从民众的角度出发，从思想理论上形成对李世民的制衡，通过教育李世民，更好地促进民众的福利。 魏征说的话，在很大程度上符合现代文化的理念。 到了“儒家三圣之一”的北宋司马光，在编纂《资治通鉴》的时候，就已经完全从皇帝的角度出发，思考如何统治人民。 因此，整本书里充满了阴谋诡计，而司马光本人不能跳出这个阴谋诡计的“圈子”，从“民强”的角度角度进行思考，为当时的宋朝找到出路，反而让后人更陷入阴谋诡计的“泥潭”，整个社会就在人们共同的“小聪明”作用下，加剧“大愚蠢”的灾难循环。而到了明末，崇祯朱由检则动不动就拿大板子打大臣的屁股，大臣们还对这种从精神上到肉体上的刑罚觉得很不当回事，甚至作为一种荣耀。 进入清朝，汉人都成了满族人“奴才”，而儒家思想更是得到“发扬光大”。到了孙中山先生“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共和”的时候，大量“满腹经纶”的满人奴才们还认为孙中山先生“大逆不道”。也就是说，儒家思想深化的时期，是从皇帝做卖/国贼，深化到有知识的“精英群体”做卖/国贼的过程，这就是中国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