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用人（杀/人）的机制，中国的戏班子文化开始形成。 在春秋战国时期，吴起、乐毅等军事家在一家受到怀疑后，还会受到其它国家的邀请。 尊重知识分子和养士也是各国国君的习惯。到了汉朝，在张良、萧何和韩信这三个顶尖精英为代表的团队支持下，统一中国，但是韩信的结果是被找个理由“走狗烹”，成为一个重要的“先例”，或者说“榜样”。 刘邦害怕自己或者自己的子孙像项羽一样分封而后来被架空而失败，所以把刘家的子孙分封到各地，没想到自己的子孙开始闹事，倒是生灵涂炭。 到了汉武帝讨伐匈奴，打胜仗的时候可以加官进爵，但是打败仗的时候就是死罪，经常需要交钱才能免去死罪，但是也会被削去爵位。这种打100个胜仗的所得也不如1场败仗的失去，弄得将领们不敢轻易冒险出击，行动迟缓，宁愿错过但不能过错。 结果1万人可以解决问题的问题，10万人也不一定解决得了问题，最后打得国库空虚。 霍去病之所以能够打胜仗，不一定是他能力有多强，而可能他年轻没有受过挫折，而且汉武帝特别赏识他，所以敢于冒进而已。 而西晋则是西汉的重演，因为其建朝更是“先天不良”，导致很快出现“八王之乱”，结果出现了“汉/奸”。 现在，人们动辄就说一些人是汉奸。 但实际上，在中国历史上，“汉/奸”并不容易当，必须的有一定的权力和地位才有机会当，一般人还没有资格来当。 当然，中国的不少皇帝是各个时期的首要“汉/奸”，尤其是从宋朝开始，皇帝们习惯性地在无意识中就成为主要的汉/奸。

在西晋灭亡后，出现了东晋这个士族把持的“怪胎”。在人们勾心斗角的过程中，东晋的人们经常性地“自废武功”。 到了唐朝，李世民的精英团队成为中国古代历史上的“绝唱”。 而从宋朝开始，赵匡胤通过一系列举措，让军事精英回家，使军队失去了“脊梁”。 在这样的背景下，精英集团、甚至精英团队都已经不可能出现，而只能零星地出现像岳飞、文天祥、袁崇焕这样的个体英雄，而且是“悲剧英雄”。 后来，处死岳飞的时候，还用了个“莫须有”的罪名，赵构在含糊其辞的情况下杀掉了岳飞。 文天祥则在谈判的时候，因为南宋皇帝投降，并且在后方解散了自己招募的数万军队，被皇帝在背后“捅了一刀”。明太祖朱元璋在当时皇帝后， 连宋朝的柔和策略都不用，而是直接采取残忍的手段，将与自己一起“打天下”的大臣们赶尽杀绝。 到了袁崇焕，朱由检则更加残忍地对袁崇焕凌迟，还宣布袁崇焕“通敌卖/国”。 通过宋朝和明朝各个皇帝的不同措施，整个军队完全成为皇帝的工具。 但是，而这些军队因为缺乏合理的激励制度，缺乏军事精英团队的“脊梁作用”，所以后来在辽国、金国、蒙古、甚至力量相对弱小的后金面前，都变得“不堪一击”。 就像“府兵制”在武则天时期受到的待遇一样，宋明朝代的军队已经不是军队，而是皇帝的“戏班子”，只会“花拳绣腿”。 用于在民众面前演戏、维护皇帝形象还可以，但是遇到对外打仗的时候，则“戏班子”的实质暴露，结果总是“一败涂地”。

为什么说中国文化“禽兽不如”？ 像古代游牧民族这样的生活状态，仍然保持着自然的生存状态，经常像禽兽一样野蛮，属于“野蛮文化”，基本上表现出“没文化”的各种特点。 不过，这样的野蛮文化同时也非常质朴，很真实。 而且，人们知道谁是贤者，谁是强者，大家的思想都跟着贤者走，行为跟着强者走。 比如说，蒙古人在征服汉人的过程中，表现出非常野蛮的状态。 但是，对于文天祥这个敌人，蒙古人却非常敬重。 蒙古人征服南方，文天祥组织了一支队伍，然后亲自赴蒙古人军队里谈判。 开头蒙古人还以礼相待，没想到南宋皇帝解散了文天祥的部队，让蒙古人无所顾忌，直接扣押了文天祥。 在当时，蒙古已经基本上扫平中原的情况下，蒙古人仍然对文天祥好言好语、敬重有加。元世祖忽必烈开始派丞相劝降，后来忽必烈自己亲自劝降。文天祥坚贞不屈，答曰：“一死之外，无可为者。” 后来，元朝又请出当时已经降元的南宋大臣，出面劝降，结果遭到文天祥的痛骂；元朝又派出主动投降而被俘的宋恭帝劝降，文天祥置之不理。次日押赴刑场（北京菜市口），文天祥向南方跪拜，从容就死，年47岁。行刑后不久，忽必烈下诏停止，但是文天祥已死。 忽必烈惋惜地说：“好男子，不为吾用，杀之诚可惜也（杀掉真是太可惜了）！” 忽必烈这种很直接、很真实的挽留人才的方式，与刘邦、赵匡胤和朱元璋这些汉族皇帝的方式完全不同。汉族皇帝是在处心积虑地想方设法把人才赶走或者杀掉，而忽必烈虽然杀人如麻，但是对人才则珍爱有加，希望能够为自己所用。

而对于中国皇帝来说，能力越高、功劳越大的人，就越是“眼中钉”，只有除之而后快。 所以，这些皇帝的遗传性思维，就是在自己弱小的时候依靠能人，而自己站稳了脚跟，就随时想着解决掉功臣、能臣。 如果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说，这是典型的“忘恩负义”的做法，是禽兽不如的行为。 因为，狗还知道跟给自己好吃的的人摇尾巴，即使是老虎狮子这些凶猛的动物，还会记得自己小时候抚养自己的人，长大后跟这些人亲热。 尤其是到了朱元璋，对于有恩于自己的人同样是心狠手黑，除之而后快。 所以，不论野蛮文化还是现代文明，都在遵循“贤者居上，不肖者处下”的原则的时候，中国的皇帝们则禽兽不如，提拔“不肖者”，然后对“贤者”赶尽杀绝。 另外，很多皇帝在对自己的功臣耍阴谋诡计，想方设法除掉功臣的时候，却对强于自己敌人却奴颜婢膝，用民脂民膏来换取“和平”。 整个宋朝的皇帝们，不论是南宋还是北宋，都是这样的典型。就拿岳飞来说，在岳家军做大的时候，赵构并没有反对。 为什么？ 因为自己的根基不稳。 只要看看历史的进程就会发现，当岳飞给赵构铲除了各路的农民起义之后，尤其是镇压了杨幺之后，赵构就解决了岳飞。 所谓秦桧害岳飞，都是幌子。 赵构不能容忍岳飞做大，更不能容忍岳飞去抗金。 如果岳飞通过抗金发展成为实力雄厚的民族英雄，那么自己的位子就保不住了。 所以，赵构在前面杀了岳飞，让后来的皇帝给岳飞平/反，说岳飞“精忠报国”。 因为岳飞对宋朝皇帝已经没有了任何威胁，所以给予什么样的荣誉都无关痛痒。 这就像演戏，通过“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手段，树立一个“忠君爱国”榜样，然后再拉出一个秦桧这个“替罪羊”。 请注意，“忠/君”是第一位的，皇帝让干什么就干什么，让去镇压农民起义就去镇压农民起义，让死就死。 通过这样的榜样，让其他人也像岳飞一样，只忠于朝/廷，就能够“名垂千古”。

“戏班子”文化的结果就是暴民社会。 “演戏”的意义在于，只让人们看到表面的现象，不让民众去深入了解实质。 在赵构杀岳飞，后来皇帝树岳飞为“榜样”的时候，必须找一个“替罪羊”，而秦桧就成了这样的角色。 其实，秦桧是不是参与了这个案子，甚至跟岳飞是否有关系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需要秦桧这个“奸臣”的角色。 通过忠臣、奸臣、明主的“角色扮演”，让民众满足了发泄愤怒的地方。 然后，民众们都在唾弃秦桧，而根本不去认真分析到底谁是“大奸大恶”，暴民文化开始形成。 这种暴民文化在朱由检凌迟袁崇焕的时候表现的最为明显，只要朱由检说袁崇焕是“汉/奸卖、国/贼”，那么民众们就群情激昂，对袁崇焕恨之入骨，然后花钱购买袁崇焕的肉来吃，这就是“吃人肉、喝/血”的社会。 我们从小的时候，经常会听岳飞的故事，包括“岳母刺字（精忠报国）”、抗金事迹、风波亭等等。 当时在我心中，岳飞就是最大的民族英雄。但是，到我读金庸的武侠小说之后，才知道袁崇焕这个名字，他的事迹是近几年才做了个大概的了解。 现在，在我看来，岳飞作为民族英雄的地位不可做太高的估量，首先他本身只是当时众多抗金名将中的一个，大家相互照应，共同抗金，其次他在历史上的作用，对中华民族的害处可能大于益处。 而祖逖、文天祥、袁崇焕这些人作为民族英雄，才更值得讴歌。 因为，这些人都是在最危难的时候，以个人之力带领军队与野蛮民族对抗。 但是，如果将历史进行深入地分析，把祖逖、文天祥、袁崇焕这些人放到一起进行系统地思考，看看他们是怎么死的，那么各朝代皇帝的“戏班子”文化就会被看得清清楚楚，皇帝们“汉/奸”的本质暴露，就彻底“没戏唱”了。 所以，通过强调“忠/君爱国”的岳飞，让看戏的民众忽略其的他民族英雄，失去独立自考能力，才能够达到随意驱使民众的效果。就像朱由检跟大家说袁崇焕是卖/国贼，民众毫不怀疑地就相信了，然后吃袁崇焕的肉一样，这就是暴民文化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