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制最为关键的意义在于，对社会民智的开启。 在古罗马，遇到关系到国家的重要事情，包括选举执政官，内部事务或者是对外战争，都需要通过议会和元老院的讨论。这种讨论或者争论，对于人们思考的方式，会有显著的效果。 比如说，社会上贵族利用自己的强大力量，剥/削压/迫平民，导致社会矛盾激化。 那么，经过议会的争论，贵族认识到，如果这种状况持续下去，会造成社会的矛盾加深，对整个社会都不好，尤其是对贵族没好处。 所以，罗马设立“保民官”，专门保护平民的利益。 同理，经过议会的争论，大家都同意1名执政官必须由平民担任，这样的结果是，给了平民精英发挥作用的机会。 通过议会的争论，以及元老院的讨论，不同社会阶层逐步制定有利于社会整体利益的政策。 更重要的是，在争论的过程中，贵族和平民都会非常关注事情的进展，在关心自己阶层利益的同时，关注国家的利益。 不仅如此，大家还会进行自己的思考，并且要发出自己的声音。那么，人们就会利用议会、公共浴室、广场、公共娱乐场所等各种公共场合，说出自己的思考，同时听取别人的意见，然后人们就在“真理越辩越明”的过程中，持续提升自身的综合思考能力。而且，在辩论的过程中，演讲与辩论能力成为人们学习的一门重要学科。 而辩论本身就是对智力的开发，对于逻辑理性思考能力的培养。 当人们看得多了、听得多了、说得多了，本身的思考能力就提升多了。 就这样，在每个人关心自己利益的过程中，人们在持续提高自身的智力。 而且，这是一个民众智力整体提高的过程。

在今天的共和制欧美国家，人们同样总在经历着“争论开启心智”的过程。 人们不用天天担心住房、医疗和教育等问题，因为这是竞选职位的人们需要集中解决的问题。 议员候选人、市长候选人经常到各家拜访，表达自己服务的诚意。 然后，大家可以通过传单、报纸、电视等媒体，发表自己的纲领，也就是如何把纳税人的钱花在最有用的地方。那么，谁来评判这些候选人以及他们的纲领呢？专家出场了，他们会剖析这些候选人的特点，也就是优势和问题。 人们都会关心自己缴纳的税款，关心自己的各种生活支出。 那么，经过专家的分析，人们就知道自己应该投谁的票。 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人们就学会了通过专家式的分析，思考社会各方面的问题，因为政/治要涵盖几乎所有方面，然后做出自己的利益判断。 在这种“生活即学习”的过程中，人们的智力得到提高。 当然，富人普遍比穷人的竞选几率要高得多。 比如说，富翁布隆伯格宣布竞选纽约市长，那么他的“致富资历”就让他有了非常大的优势，因为人们都希望成功人士、精英人士管理自己的城市，而不是那些自己都是失败者的人。 除此之外，布隆伯格还主动宣布向纽约市进行大笔捐款，更“买了”投票者的心。 还有，布隆伯格作为商人，管理纽约的风格也相当纽约、相当商人，那么谁不愿意自己的城市被高明的商人越经营越好呢？ 所以，布隆伯格保持着这样的竞争优势，成为纽约市长。

中国文化与古罗马留下来不同文化成果，从根源是来说，是差别截然不同。 古希腊与古罗马的共和制影响着整个欧美，欧美通过学习它们的长处而实现优质的发展； 同时，中国文化却朝着最恶劣的方向发展。 在关陇集团的支持下，经过隋文帝杨坚和唐太宗李世民的领导，当时的隋朝和唐朝都快速兴盛，在自己的时期内创造了高度的成功。 但是，在军事集/权的情况下，这种贵族制度是无法持续的。 关陇集团虽然势力强大，但是武则天却通过迁都的方法，压制关陇集团，导致集团的没落。 也就是说，一个人就改变了整个国家的形态，然后导致“安史之乱”。 那么，在这种“一个人说了算”的背景下，国家很快又重新没落。 广大民众的生命遭到涂炭， 或者说，一个人的一己之私让中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从唐结束之后，中国就再没有一个军事精英集团出现，中国开始陷入新的时期：东晋式的内部“勾心斗角”，或者黄巢式的暴/民作乱，两者相互轮转。 这样造成了越来越大规模的人口减损，汉族整体上完全被奴役，并且形成影响社会方方面面的文化特征。 在今天，大量有钱人越来越像东晋的士族，越来越表现得“要钱不要命”，而如果社会发生大的变化，而且这些人如果不离开中国，那么就会像有很多人像前面所说，关门在家饿死和连车都上不去的士族们，在社会变化到来的时候，因为毫无用处而被淘汰出局。另外，30年前段中国改革开放让中国民众从暴/民暴政（大规模杀人+大规模破坏+人民全面贫穷）开始向西方靠拢。 但是，经过过去十几年，暴/民出现的风险正在日趋严重，对中国民众的生存造成极大的潜在危害风险。 那么，为什么说暴/民的风险已经非常明显，现在反映到中国需要人们进行高度的关注，就需要探讨从宋开始的中国文化走向“禽兽不如”的恶劣文化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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