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罗马的社会形态则成为欧美社会形态的典范。 从城市建设上，古罗马是西方最直观的榜样。 在共和制的基础上，古罗马将社会范围分为私人场所和公共场所。 私人场所包括人民的住所和耕地等。 而罗马的主要特点是，公共场所很多，包括议会、道路与公共浴室等公共设施、公众娱乐设施等等。 由于大量的公共场所，形成了高度开放的城市形态，并且影响私人的居住方式，形成了开放的建筑形态。 其中，最重要的可以说是公共供水和排水系统。 虽然议会等场所地方很重要，是人们参政议政，决定国家未来的地方。 不过，议会可以搬迁、拆除，即使存在也可以因为体制变化的原因而弃之不用。 而供排水系统则通过刚性的方式，将整个城市连接成一个相对平等的网络系统。 这个系统的承载能力，直接决定城市民众的生活质量。 所以，古罗马时期最重要的发明可以说是罗马城规模庞大、设计严密的城市引水和排水工程。 现在，一个城市的供排水系统的水平，反映出这个社会的文明发达程度。 因为，整个城市的供排水系统需要大量不同学科的设计师和工程师的共同工作，充分听取市民意见，并且有效预测到未来社会经济发展，才能够达到高效设计与规划的。 所以，供排水系统反映出城市的多方面规划能力，进而又决定整个城市的建设方式和发展能力。 从供排水的角度来说，古罗马以共和制为起点，进行国家发展和城市建设，为整个欧洲的发展模式奠定了基础。

在社会氛围上，共和制确立了竞争与平等的文化氛围。 在古希腊和罗马之初，公民之间的政/治权/利和地位是平等的，这就给人们依靠思想和能力而胜出奠定了文化基础。 在这样的背景下，罗马军团开始建立起来，并形成战斗力极强的组织。 这种在当时组织严密、训练有素、战术清晰的军队，必须由真正有能力的执政官和军官来指挥与协调。 罗马的皇帝是由军事执政官演变而来，也需要具有高超的军事能力。 那么，罗马的皇帝们都是“马上皇帝”，需要带着军队到处打仗，而且要有效培养和发展军事骨干力量，也就是军事精英集团，通过打胜仗来保持自己的地位，获得战利品，维持罗马公民们越来越高的消费，赢得社会的尊敬和拥戴。 在这样的情况下，皇帝基本上不可能世袭，因为每一次打仗都影响到罗马帝国的生死存亡。 所以，在五贤帝时期，一般都是禅让制，先找到最优秀的军事领导者，然后名义上收为养子，然后把军事权力进行顺利移交。再加上公共浴室的开放性，罗马皇帝也会与其它公民一起洗澡，保持着社会的相对平等性。 社会的开放与平等等性质促进了整个社会的沟通氛围。 到后来，欧洲各国的国王也大都是“马上皇帝”，然后带军队打仗，通过打仗获得土地、金钱等资源。 而且，这些国王的住所也是开放式的，君主和臣民之间的关系相对平等。 一个强有力的君主大都有几个非常要好的武士出身的大臣，大家私下里地位相当平等。而臣子见到君主，一般都是鞠躬（女士屈膝）。 即使是正式场合，比如说正式觐见或者分封爵士，一般也只是单腿下跪。 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更具有独立性，更把自己当“人”来看。

到今天，欧美日发达国家的社会形式与罗马的差异非常大，但是实现国家强盛的实际手段并没有变。 军事永远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主题，只不过在20世纪后期，人类开始整体进入文明时代，“动刀动枪”就变成辅助手段，作为竞争的最后手段或者说是保障。 而军事战争也就变成和平竞争，当然虽然形式变了，不是经过战争这种“创造性毁灭（creative destruction）”的方式，而是通过竞争创新这种“毁灭性创造（destructive creation）”进行竞争。 但是，不论冬竞争思想、竞争组织、还是竞争获利方式，军事战争和和平竞争的内容基本上一样，两者也密不可分。 美国这样的军事超级大国自然是工业和服务业的超级大国，而日本德国这样的工业强国，如果放开军事发展，也很快能够成为军事上的第二、第三强国（不考虑核武器）。 在竞争上，各国的跨国公司通过全球范围的商业竞争，把大笔的利润拿回国内，支持国内的各种费用开销。 比如说，比尔盖茨带着微软占领了世界PC操作系统和办公软件系统（Office）超过90%的市场份额，为美国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从全世界拿回源源不断的利润，赢得美国人的尊敬和认可。比尔盖茨曾说，如果微软失去其中20个关键人物，将会变得“一文不值”。 那么，比尔盖茨就持续寻找人才，整编到自己的精英团队中，保持微软的竞争地位。 而美国的职责是，培养微软等公司需要的人才。 在比尔盖茨退休的时候，出于软件业激烈竞争形势的考虑，他不可能像王安那样，让自己的子女继承公司领导权，所以选择自己退休的时候“禅让”给鲍尔默。 当然，微软这样的软件业“罗马军团”也不可能持久地称霸，但是美国社会的文化土壤中持续在孕育着像Google、Facebook这样新的潜在的“罗马军团”，保持自己在世界上的经济地位。

对于中国人来说，需要高度关注的是，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共和制。 古希腊和罗马都实施“兵民合一”的社会制度，这是一种支持国家强大的“强民”制度，也是共和制的基础。 人们平常的时候做自己的事，然后抽出时间进行军事训练（斯巴达人甚至以军事为主），拥有土地的自耕农们则在农闲的时候练兵，到打仗的时候“全民皆兵”。 采取这种方式的社会是难以战胜的。 古希腊虽然各个城邦很小，但是长期能够存在，就是在“全民皆兵”的机制下，进行城邦联合而打败外来的侵略者。 后来，因为城邦联合机制分裂，导致内部战争，希腊才走向衰落。 而古罗马则不存在城邦之间的矛盾，所以能够快速走上扩张的道路。 共和制对外扩张的最大优势，就是精英制度的建立。 人们通过内部的选举制度，必然会选择合适的精英来进行相应的工作，提高社会效率和发展程度。 从今天的角度来说，古雅典只是个人口几十万的小城市，但是创造出令人不可思议的灿烂文明成果，包括哲学、几何学、建筑、雕塑与绘画、军事（尤其是海军，而海军是个多方面的综合学科）等等。 柏拉图的《理想国》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因为雅典共和制而形成的“精英机制”，让不同的人根据自己的优势，成为不同方面的精英，支持整个社会的发展。 这种《理想国》模式，实际上也就是现在所说的“专业化”。而只有建立社会的专业化系统，才能够形成稳定的精英集团，领导整个社会的发展。 而古罗马则更加强化军事精英机制，通过议会选出军事精英，通过强有力的军事精英的领导，按照正确的方式建立和发展强大的罗马军团。 而在战争中，军事精英能够采取正确的方式，赢得战争。 而罗马军团在征服落后民族的过程中，经常是“以一当十”。 所以，罗马在打败当时强大的迦太基之后，开始了“所向披靡”的军事扩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