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的辉煌是有其内在背景的。 在军事集/权的情况下，皇帝杀有功之臣是不得以而为之的事情。比如说，像韩信这样的“文武全才”，即使被削去所有的功名利禄，但是本人还在，威名不倒。韩信被贬淮阴侯后，有一天，在街上闲逛时，来到樊哙家，樊哙“跪拜送迎，言称臣”还说，“大王乃肯临臣！” 可见韩信内在的强大。 可是韩信出门后却说：“生乃与哙等为伍”。 人们在解读这句话的时候，说韩信看不起人，居功自傲，实际上这是nonsense。 按照当时的社会环境，以及樊哙淳朴的性情，绝不会为这个事情生气，因为樊哙很清楚，所有人都很清楚，两个人的水平和能力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 真正生气的是刘邦，而且刘邦不仅仅是生气，韩信的话让刘邦极为恐惧。 ，刘邦考虑到自己儿子将来要继位，韩信可能成为刘家“坐天下”最大的威胁。 如果韩信造/反，连鸿门宴直接顶撞项羽的樊哙都不敢与之对/抗，更不用说其他人了。所以，韩信是个比项羽还可怕的威胁，必须要杀掉韩信。 最后，假吕后和萧何之手，而且诛韩信三族。这样的情况就形成了“武大郎开店”，矬子里面拔将军，而且是罐子里的王八 --一代不如一代。 汉武帝对匈奴用兵，看上去折腾得很热闹，似乎辉煌一时，但实际上是“穷兵黩武”，损耗惨重。 为什么，因为汉武帝的军事制度，以及相应的用人问题。 从贞观开始，唐朝都是用比较少的兵征讨北部突厥和东北部的高丽，然后都是大获全胜，唐太宗说：“李靖、李勣（徐茂功）两个人，都是古代韩信、白起这样的人物，卫青、霍去病哪里赶得上！” 那么，李靖、李勣在贞观时期并不突出。 因为李世民的团队太强大，就拿魏征来说，在朝堂之上，魏征经常与李世民和其他官员唇枪舌剑，屡次让李世民的政令作废，单凭这就让李世民少犯了很多大错，节省了无数的资源。 李世民在不听魏征而犯大错后，也会非常后悔。而李世民自己没有看到的，最后悔的可能就是没有听魏征之言，处理北面边境上的胡人，最后成为唐朝覆灭的关键原因之一。

那么，为什么李世民有如此的“容人雅量”？ 可以归结为关陇贵族集团的支持，以及府兵制。 首先，李世民作为关陇集团的“代言人”，本身是有雄厚实力在后面做支撑的。刘邦用韩信，天天提心吊胆，然后费尽心思。 但是对于李世民来说，这些都不是问题，即使韩信这样的人，李世民也敢重用。 而李世民就像用李靖这些人一样，只需要放心任用就行。 因为，一个人的能力再强，也与一个军事贵族的精英集团的整体力量无法相提并论。 另外，李世民本身作为关陇集团的代表，自身能力也是极为出众。 所以，在不怕别人取代自己地位的情况下，必然会更多地考虑进行外部扩张。 而这些能人又帮助李世民以最小的成本进行扩张，在国内社会经济稳定发展的同时，对外进行用兵。 而通过启用能人、信任能人，李世民的各种思想都能够得以实现，也增强了自己在关陇集团内，乃至全国的影响力，而且还能够以“明君”来自我满足。 当然，长孙皇后在李世民年轻时，对李世民引导的作用也不可估量。 但是，总的说来，李世民背后的关陇集团让李世民成为中国历史上用人第一的皇帝。 总的说来，李世民用人的情况就像投资。 刘邦可以说“小本经营”，必须“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即使进行了韩信这个“一股独大的投资”，也必须小心防范，别因为韩信突然“反水”而弄得自己“满盘皆输”。 到最后，韩信这个“股票”已经给自己赚了太多的钱，那么考虑到个人收益和成本，保留韩信的风险远高于收益，那么砍掉韩信就成为必然选择 。 那么，李世民具有“财大气粗”的本钱，韩信这样的人即使进入李世民的“portfolio”，也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如果保留韩信，能够获得巨大的收益；而如果韩信反水，李世民也有足够的能力应对，不会造成太大的损失。 那么，韩信如果在李世民的手下，考虑到博弈的情况，不会考虑反水，而是会贡献自己的力量，让唐朝更加强大。

另外，府兵制也是支持初唐强大的基础。 通过府兵制，唐朝训练出非常强的半职业化军队，类似与罗马军团。 李靖等经常能够用兵打败超过自己十倍以上的突厥军队，而是几乎是屡战屡胜，不仅仅在于这些将领的能力，更主要的是唐朝的军队训练有素，而且制度有利于士气。 这些由自耕农为主的军队，拥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荣誉感，主要作用是稳定社会，并且抵抗外敌。 有了这些军队，只要唐太宗采取正确的方针政策，是不用害怕有人谋/反的。 不过，从唐高宗之后，府兵制就逐渐被废除。 从唐高宗开始，由于战事频繁，而且防御线延长，导致兵役繁重。 最初，府兵一定的番休期限，但是后来常就被强留以至久戍不归，导致人民避役，兵士逃亡(兵募也是这样)。 另外，唐初承前代遗风，对于卫士比较尊重，但到武则天的时候，番上卫士往往被贵族官僚借为私家役使，导致社会上以充当府兵为耻辱。 而且，武则天在成为皇帝的过程中和当上皇帝之后，为了稳固自己的地位，培植武家的势力，开始有意识削弱关陇集团的实力。武则天迁都洛阳，据说是她相信术士所言。 潜在的原因，可能是武则天通过离开西安到洛阳，远离关陇集团，并利用山东的势力对关陇集团进行牵制。 在这样的背景下，关陇集团的力量被大大削弱。 更为关键的是，唐高宗以后，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府兵征发对象主要是均田农民，随着均田制的破坏，府兵征点制失去了赖以实行的经济条件。这样，玄宗统治初期，府兵逃散的情况日渐增多，以致番上卫士缺员，征防更难调发，府兵制名存实亡。 就这样，支持关陇集团实力的府兵制，从隋文帝杨坚的时候完善，到唐太宗李世民时期达到鼎盛，武则天时期被削弱，在唐玄宗天宝年间事实上停废。府兵的消亡意味着唐朝的核心军事力量瓦解，同时也意味着军事精英集团的瓦解。 在这样的背景下，安禄山起兵反唐，结果一发不可收拾，唐朝快速由盛转衰。 早期唐太宗不听魏征所言，安置在北面的胡人也趁机捣乱，唐朝一蹶不振。 相信，如果府兵制能够很好地贯彻，不被武则天和土地兼并所破坏，那么安禄山也不敢反唐，就是起兵也会很快被消灭。 就这样，关陇军事集团的衰落，意味着中国精英集团作为整体的衰落。 而士族作为社会上仍然掌控大量资源的阶层，变得日趋腐/化，失去对整个社会的保障作用。 在唐末黄巢兵乱的时候，连抵抗这些暴民的能力都没有。 更有甚者，当黄巢来袭时，有的人身体虚弱到连车都上不去，被人丢弃。 就这样，黄巢的流窜过程，基本上“连根”铲除了士族，中国从此开始暴/民暴/政和被外族征服的过程。 直到孙中山先生创立黄埔军校，中国精英集团才再次开始建立，但是又被日本侵华所打断。 到今天，暴/民暴/政的文化仍然表现在社会的方方面面。

在每个延续的社会文化中，早期的社会形态将成为榜样，深刻影响后来的社会状况。 而共和制与军事世袭极/权制的分别，决定了欧美与中国文化的本质区别，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 西方有句话，“光荣归于希腊，伟大归于罗马”，而这两个国家的起源都是共和制，共同决定了欧美（以及部分日本）的社会文化方式。在思想上，基督教和古希腊文化合流，形成西方人文的主流思维方式。 从苏格拉底开始，人们的思想方式主要都是内省的、独思的、辨析的，通过这种方式达到深入思考的目的。 而且，苏格拉底在经过深入思考之后，到处找人辩论。 尤其是亚里士多德说的：“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更是作为人们思想的主要信条，促使人们进行独立思想。从中世纪开始，大量的修道院建立企业，通过封闭、简朴的环境，引导和支持修士们进行内省式思考。后来，大学建立起来，起到同样的作用。 所以，西方社会的文化表现在整体上相对沉静。 很多中国人去了欧美会感觉到非常不适应，觉得不如想像中的那样热闹，就是因为社会在表面的喧闹之下，实际上是人们默默地思考，等思想成熟后，再进行争鸣。 形成了宏观上思想成果丰富，观点交锋激烈，而在微观现实中却非常平静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