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角度来说，中国历史中从量变到质变的关键转折点，是以“士族”为代表的“精英集团”的灭亡。 魏晋时期，中国开始出现政/治贵族阶层，几乎垄断了当时的政/治权力， 西晋灭亡后，东晋开始撤到长江以南， 从北方流落到江南的士族支持了当时晋王成为皇帝，同时江南的士族也并立，成为士族集团。 在东晋时期，士族制度开始发展，以王谢庾桓四大士族为代表，后来进入鼎盛状态。当时，东晋的皇帝依靠南北士族的支持才能够生存，当时士族的势力可以与皇帝分庭抗礼。而东晋政/治是西晋的继续。首先在用人上，“举贤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权贵”， 士族在政治上通过世袭就可以获得高官厚禄， 在经济上占有大片土地和劳动力，成为决定社会经济文化的主要力量。 这时候的士族类似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各国，拥有自己的稳定内部运作机制，因此也容易培养精英人物，而且很方便按照家族的方式组织起来，形成社会精英系统，掌控自身势力范围内的平稳发展。 问题在于，东晋皇帝和主要的士族从最初就只想着“偏安一隅”，保住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在这样的思想制度下，士族们往往只顾眼前的利益，而忽视宏观大局。 于是，东晋内部进行着激烈的“勾心斗角”，南北士族之间充满矛盾、士族与皇帝之间充满矛盾，士族和广大平民充满矛盾，士族与后起的庶族精英充满矛盾。在这样的背景下，“祖逖伐北”虽然非常成功，但是被晋元帝牵制，郁郁而终。 后来，四大士族中，谢安执朝政，桓冲做荆州刺史与谢安配合，两大家族联合起来的时候，东晋朝内部出现前所未有的团结。 而且，晋兵通过“淝水之战”，以少胜多，大破秦王苻坚数十万的军队，导致前秦崩溃。 谢安乘机派谢玄等率诸将北伐，收复徐、兖、青、司、豫、梁六州。后来，猛将刘牢之进入河北名都邺。东晋朝建立以来，这是最大的一次战胜扩地。 但是，随着胜利的到来，内部斗争重新激烈，士族与皇帝对于内部利益的争夺兴趣大于扩张的兴趣，东晋再次衰落。

东晋士族反映出中国从开始就出现的文化缺陷，也是中国社会文化倒退的标志。 罗马军团依靠议会共和制开始发展，贵族与平民通过相互沟通与妥协，实现顺畅的内部沟通协作机制，并且支持精英“脱颖而出”。 共和制保证了罗马国家内部的稳定与团结，国内局势非常安定，这样能够让整个国家一致对外。 那么，在军事精英的领导下，训练有素的罗马军团是当时最为强大的军事力量，进行南征北战，持续扩大罗马版图。 与之相对比，秦朝和汉朝的军事极/权建立后，总会因为极/权者个人性格和好恶，打破社会平衡，激化社会矛盾，导致内部战争与大规模损耗，于是中国变得非常虚弱。 而且，汉朝的军事制度非常不合理，很难形成专业化的军事精英集团，导致军队战斗力一直难以有效提高，只能以量取胜。 所以，汉武帝时期“穷兵黩武”战争的结果是“劳民伤财”，最终得不偿失。 另外，由于人们都在盯着皇权，为了争抢皇权，人们不仅仅“勾心斗角”，更要进行大规模的“内部战争”来解决。 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忘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引发了“五胡乱华”，汉族遭到大规模的屠杀和奴役。在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征战的时候，还要关注匈奴入侵，并且抗击匈奴。 但是，到了东晋，各大士族不论是在思想、眼界、作战能力等各个方面，都无法与战国时期的各国相提并论。 按照现在的话说，东晋的各士族也就算是“山寨版”的六国，与春秋战国时期相比，汉族的能力已经大大地退化。 这种退化是社会形态的大退化，中国历史进程的大退化。 在东晋，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文化繁荣，但与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不论在思想的创新和思维高度上，都差了很多。

但是，“士族”本身并没有看到自己的问题，也不去关注外部的巨大风险。 在东晋“偏安一隅”，随时面临五胡十六国和后来北朝的军事威胁的情况下，士族仍然只是看到自已眼前的“蝇头小利”。 东晋时期，土族在政治上拥有特权，清官要职被士族垄断。 而且，士族在拥有大规模田庄，占有大量土地人口，还经常与官府争夺劳动力人口。 在这样的情况下，士族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地位，不与地位较低但是新兴的庶族精英通婚，越来越成为一个封闭的小集团。 而且，由于高级士族凭借门第就可做官，世代控制高级官职。所以，为维护士族的特权制度，东晋南朝时，士族非常重视编撰家谱，讲究士族世系源流，作为自己享有特权的凭证，于是谱学勃兴，谱学专著成为吏部选官、维持士族特权地位的工具。 另外，士族崇尚清谈玄学，沉溺于清闲放荡的生活，不屑于政军等事关国家的要务。 而且，士族为了保持自己的社会地位，经常是近亲联姻。 再加上缺乏合理的锻炼，所以身体素质极差。 可以说，他们身配长剑，但是手无缚鸡之力；有知识，但是只知道风花雪月。 也就是说，士族本来作为精英集团，应该支撑起整个国家的政/治军事，保卫整个国家的利用。 但是，他们只考虑自己的私利，只考虑眼前，结果成为社会最主要的“绊脚石”。 后来，奸诈之徒利用士族与民众的矛盾，开始号召人们反/抗士族，后来变成暴/民战乱，造成严重的社会损失。 在作乱被平定后，当地发生大饥荒。 这时候，很多已经腐化的士族成员，因为缺乏最基本挖野菜充饥的能力都没有，所以很多家都穿着精致的衣服，抱着自己喜欢的金银珠宝，然后关上家里大门，整家整家地饿死。 随着宋替代东晋，大量吸纳寒族和庶族地主的精英人才，东晋士族开始没落。

在江南士族衰落的时候，北方士族开始变得强大，这就是关陇集团。 在五胡十六国之后，中国进入南北朝时期。 当时，为了抵御胡人的野蛮屠杀，汉族大地主开始建立堡垒，组织当地民众进行抵御。北魏在六镇起义后分为东西魏。为了与东魏相抗衡，西魏宇文泰于大统八年(542)把流入关中地区的六镇军人和原在关中的鲜卑诸部人编为六军。次年与东魏作战，败于洛阳邙山，损失很大。为了补充和扩大队伍，以后几年不断收编关陇豪族的乡兵，选任当州豪门望族为乡帅。后来，建立起八柱国(大将军)、十二大将军、二十四开府(又称二十四军)的府兵组织系统。八柱国的设置模仿鲜卑拓跋部的八部制度，其中宇文泰实为全军统帅，魏宗室元欣仅挂虚名，实际分统府兵的只有六柱国，也与周国六军之制相符。府兵制度最重要的特点是兵农合一，府兵平时为耕种土地的农民，农隙训练，战时从军打仗。 从军事组织的角度来说，这种制度与古罗马共和国早期的军事制度有很多相似之处。 随着局势的发展，汉族的豪强地主通过府兵制，开始重新掌握局势的主导权，形成关陇军事贵族集团。 这个集团形成了强大的军事实力，隋朝的杨家和唐朝的李家都属于这个集团，而且皇室与其将相大臣几全出于同一系统阶级，也开创了中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

作为陇贵族集团的代表，杨坚和李世民的表现高度相似，可以分为军事、用人、制法、政/治。杨坚和李世民都是以军事起家、“马上皇帝”，通过军事统一中国。杨坚的作用主要是结束从五胡乱华开始的多达280多年的长期混乱局面；而李世民在统一中国后，将中国的势力明显扩张。 另外，关陇集团功不可没，为杨坚和李世民提供了大量的人才，支持他们迅速实现社会安定。 在制法和政/治上，杨坚采取一系列精兵简政的措施，理顺社会管理系统。 而且，杨坚派人编制《开皇律》，使统治有法可依，而且减省刑罚，死刑只设绞、斩二等。唐太宗李世民刚一即位，便命令长孙无忌和房玄龄等人在《武德律》的基础上修订新的法典，经前后10年的时间，成为《贞观律》。 《贞观律》大大减少酷刑，缩小族刑、连坐的范围，开始贯彻“无罪推定”的思想，明确了不同罪等的相应处罚以及程序。 杨坚有效地利用人才，规范合理的制度并进行实施，在平定中国后，实现社会快速的恢复。 在“开皇之治”期间，中国人口快速增加，可能是中国历史上增速最快的一个时期，重新实现社会繁荣。 而在用人上，李世民的特点更加突出。 李世民整合了一个中国历史上最为强大的精英团队：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魏征、王珪、李靖、李勣（徐茂功）、虞世南、马周等等，再加上长孙皇后。 而且，李世民不弄“狐兔死、走狗烹”那一套，而是“从谏如流”，知错能改，知礼守信，整个社会内部政/治清明，外部强大，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为值得称道的“贞观之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