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基督教的兴起，社会重新开始形成新的精英集团，宗教精英集团（演化成后来的西方知识分子集团）。 宗教精英集团的思想主要基于两点： 首先，上帝创造世界，创造人，让人管理地球； 其次，做人需要两条基本准则，1、尽心、尽意、尽力、尽性爱上帝，因为上帝就是真理，2、爱邻如己，像爱自己一样去爱邻人。 由于教会的实力开始逐渐增大，就有了大量的资源。 教会作为超越世俗的经济体，不会将资源用在制造武器、建立军队上，而是开始组织和供养教士阶层。 教士阶层就从上述两点进行研究探索，一方面，在研究上帝、研究世界的过程中，开启了自然科学探索的大门；另一方面，在研究人的过程中，开启了以哲学为基点的社会科学的大门。 在早期，基督教经济实力比较弱小的时候，通过号召民众反对生活腐化、抵御外族入侵而实现发展。 当外族入侵减少的时候，基督教的经济实力也开始壮大，教会除了进行社会穷人救助之外，开始大规模的社会智力投资，包括建立教堂和培训教士。 除此之外，随着城市的发展，自然科学开始向应用技术延伸，知识世俗化的要求越来越强烈。 在这样的背景下， 教会开始资助大学的发展。 随着世俗力量的介入以及社会的转变，大学课程从神学、哲学、自然科学、拉丁文等课程，开始转向哲学、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等更加实用的方向，并且转向更加“平民化”的现代大学教育。 这种“平民教育”思想是，通过普及精英教育，让更多穷人家的优秀孩子能够通过教育，进入精英集团，成为社会或者组织领导着，推动社会的发展。 “工业革/命”成为“平民精英教育”的最大推动力量。 每一次工业革命都意味着大学的进一步发展扩张。而在美国这个信息技术革/命和服务业的领导者，大学经济已经占到国民经济中相当大的比重。 而大学培养出来的各方面的精英，成为主导社会的主要力量。而教会作为相对隐性的力量，大学作为相对显性的力量，从精神追求和思想理论上引导精英集团的发展方向。 就这样，从基督教的传教士开始，经过1000多年的发展和演化，形成现代的知识精英集团。

现在，美国不论是国家经济、社会制度、还是在军事实力上，在很大程度上都与古罗马鼎盛时期类似。 但是，其中有一个最核心的不同，就是美国的现代精英集团与古罗马的精英集团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古罗马是依靠先进的社会议会制度起家，逐渐形成社会内部的精英集团。 而这个精英集团由罗马公民组成，而且往往是经济条件较好的公民（尤其是贵族），所以具有极大的封闭性。而先进的议会制度加上精英集团，由于人们的趋利特点，结果必然是发展与扩张。而主要的手段则是罗马军团的军事手段，形成后来的军事大帝国。反过来，大帝国的形成本身摧垮了最初的先进议会制度，并且导致精英集团的腐/化。 而且，由于精英集团的封闭性，无法大量吸纳外部精英的进入，无法形成“流水不腐”的情况，因此精英集团腐化的结果就是消亡，最后导致罗马帝国的崩/溃。 但是，现在的美国，是依靠一个精英集团起家，而这个精英集团的形成是在美洲大陆的“一张白纸”上，在新教强有力的精神思想引导下，通过自己的知识技术和冒险实现的。 那么，这样的集体从超越世俗利益的思想精神的角度出发，建立先进的机制（类似于罗马议会机制），开始国家的发展。 那么，国家发展的方式也完全不同。 可以说，美国发展与强大的历史，就是大学发展与强大的历史。可以说，美国通过精神思想知识的扩张，实现国家的发展扩张。 在精神思想知识扩张的过程中，形成了知识精英集团，这些知识精英集团建立各种组织，推动美国的发展。 这种精神思想知识的扩张过程，本质是思想知识的竞争过程，不以个人的种族、民族、性别、家庭出身来决定，而是由个人的精神（品德）、思想（综合素质）和知识（能力技能）来决定。 这就形成了社会精英集团的开放性，形成了社会经济利益的开放性，形成了美国文化的开放性。 爱因斯坦、德鲁克等里程碑式的知识精英，施瓦辛格这样的社会精英，都是来自于外国，但是在精神思想知识竞争过程中胜出，成为世界学习的典范与楷模。 而奥巴马成为美国总统，把“美国梦”这种通过竞争进取，成为知识精英集团一员的方式，再一次展现在人类的面前。 从“道、法、术”的角度来说，古罗马主要依靠的是“法（社会规则）”，当社会形势变化的时候，就难以适应环境，然后快速消亡；而现代美国依靠的是“道（精神思想）”，只要精神思想不灭（宗教势力够强、大学实力够强），就能够保持强盛状态。从“道、天、地、将、法”的角度，古罗马是从“法”的起点逆向扩张，缺乏真正开阔的眼界，导致规模的扩展超过制度与精英集团的支持能力，最后迅速垮掉；而美国进行了正确的顺序选择，只要“道（令民与上同意）”这个根基不变，就有持续生存与发展的根基。 或者说，与古代由军事经济起家而形成的精英集团相比，现代由思想精神上起家的精英集团更加具有竞争力和活力，也就更能够支持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

那么，从“道、法、术”的角度来说，中国社会文化的起源在于“术（利益）”。如果仔细分析唐末之前的中国文化，其实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上层显性文化（军权拥有者）和中层隐性文化（精英集团）。 上层是社会灾难的制造者，也就是通过破坏社会利益而获得本人的利益；而中层是社会利益的“稳定器”。 上层是军事极/权者，会因为残/暴或腐/化而导致战乱整个社会陷入灾难之中。 在乱世的时候，精英集团就开始发挥作用，稳定社会秩序和社会方向。 而且，精英集团里也会出现能够掌权的人物，让社会能够恢复。比如说在隋唐时期，隋文帝杨坚和唐太宗李世民都是精英出身，受到精英集团的支持，自身过良好的教育。 所以都能够自我约束，任用贤能。 杨坚依靠精英集团登基并施政，实施系统的稳定国家、减轻民众负担的政策，而且本人极其简朴。 可以说，杨坚奠定了隋唐时期强盛的基础。 而李世民的皇位之争也是精英之间的争夺，双方都通过精英出谋划策，相互进行计算。 但是，李世民“先发制人”，让太子李建成“措手不及”。其权力争夺也主要在宫廷内部，基本上没有“祸民”。 李世民当皇帝后，把李建的主要幕僚魏征招到自己的团队中，开始了“从谏如流”的“贞观之治”。而在中国2000多年历史上，也只有文景之治、光武中兴（光武帝刘秀）、开皇之治（隋文帝杨坚）、贞观之治（唐太宗李世民）、开元盛世（武则天+唐玄宗李隆基）等少数几个值得称道的短暂时期。问题在于，由于缺乏合理制度的保障，权力拥有者很容易发生腐化，而腐化之后就是战乱，导致整个民族遭受涂炭。 而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这一百多年的恢复、发展和鼎盛时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对内清明稳定、对外强大的连续时期。同期，唐朝的文化也达到中国文化的顶峰。 后来，随着安史之乱、黄巢之乱和五代十国，瓦解整个精英集团的机制。 从此，中国在暴/民文化的作用下快速沦落，再也没有“治”或者“盛世”，“盛唐”成为中国历史的“绝唱”。而所谓“康乾盛世”只是汉/奸卖/国/贼对于满清屠/杀奴/役汉人进行歌功颂德的装裱，反映的是汉/奸卖/国文化。 那么，中国是如何走到今天这个地步的?需要继续进行分析。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