雇佣兵的大量增加改变了罗马的社会权/力形态。 在早期,罗马公民作为军队主力的时候,军权掌握在议会手中。 因为自由民打仗的目的是提升国家福利,而议会是大家共同做出决策的地方,也就是国家利益的集中体现。 在这个阶段,不论是军事执政官、中间层的军官,还是军队中的军人,都是向国家效忠,向议会负责。 在与迦太基的战争中,迦太基名将汉尼拔曾大量杀伤罗马的自由民军队,导致可以参军的罗马公民人数明显减少。 在这样的背景下,古罗马军队开始大量吸收雇佣兵。后来在持续的战争扩张过程中,因为本国兵源不足,罗马军队就大量使用雇佣兵,军队越来越受优待。但是,当雇佣兵成为军队主力的时候,军队的目的就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雇佣兵的目的是打胜仗,只有打胜仗才能活下来,并且获得战利品。 那么,雇佣兵就需要强有力的军事领导人,带领自己打胜仗。 这时候,雇佣兵不再向国家或者议会效忠,而是向军事领导人效忠。 而且,随着罗马军队在外面屡屡取胜,持续开疆拓土,将大量的金银财宝及其他产品运回国内,也增加了军事领导人的受欢迎程度。 就这样,罗马共和制下的元老院和议会在军队中影响越来越小。 而且,罗马在被征服地区设立总督,全权对行省进行管理,议会又无法直接介入。 当罗马的军队越来越多,帝国的征服疆域越来越广的时候,罗马本身也就变成一部分,军权成为主导者,议会共和基本上失去了作用。 这时候,军事权力开始主导国家的发展方向,军事领导人不可避免地成为独/裁者。
随着军事领导人干涉内政,共和国议会制已经失去对国家的控制能力。 虽然议会共和进行反扑,希望通过刺杀比较含蓄的凯撒而扭转局势,但实际上加速了共和国向帝国转变的过程。其义子屋大维报仇并打败竞争对手,实现对罗马的完全掌控,于是屋大维被授予“奥古斯都”的称号,成为终身的“国家元首”,标志着罗马帝国的建立。当然,虽然罗马帝国皇帝掌控社会权力,但是议会仍然具有非常大的操作空间,社会仍然主要依靠精英集团进行治理。 在这样的背景下,罗马帝国在“五贤帝”时代达到极盛,“地中海”成为帝国的内海。 但是,盛极而衰。 一方面,由于帝国版图过大,“精英集团”的力量根本不足以支撑如此大的面积。而且军事力量达到顶峰,导致“精英集团”的力量受到挤压。 再加上交通和通讯技术不发达,整个罗马帝国逐渐开始失控;另一方面,罗马开始变得奢侈腐化,在罗马共和国时期的民众非常节俭,也以节俭为美德。 但是,后来奢侈之风盛行,巨大的建筑开始耸立,不少建筑物上面装饰着虚浮繁杂的镶金雕花,人们开始沉溺于享乐,整个帝国统治集团失去斗志。 另外,据有的考古学家认定,因为古罗马用的自来水管是铅管,长期使用会导致人们中毒,引发智商降低。 在奢侈、水管、军权强大等多种原因的作用下,精英集团开始失去对社会的控制能力,而且自身也开始消亡。另外,古罗马虽然在城市建设上能力出众,但是农业一直没有明显进步。 而整个帝国随着扩张导致各种费用极为庞大,这些费用都得从剥削农业而来,导致社会矛盾非常突出,从根本上动摇了罗马帝国的统治。 当罗马帝国停止军事扩张的时候,社会矛盾开始显露出来,罗马帝国变得非常虚弱。 在这样的背景下,军事强人的主要目标已经不是外部扩张,而是开始在内部争夺罗马帝国的统治权,帝国进入皇帝更迭频繁的动荡期,罗马帝国加速衰落。 于是,各地军事力量开始分裂,而且帝国受到法兰克人、汪达尔人、盎格鲁人、撒克逊人、东哥特人和西哥特人、匈奴人等不同野蛮民众在不同方面的入侵,罗马从征服者变成被征服者。 公元476年,日耳曼雇佣军废黜最后一位皇帝,西罗马帝国灭亡。
精英集团受环境所影响,反过来影响环境。 在古罗马帝国的兴旺的过程中,形成了相对平等的机制(法律系统)和较为平稳的优质社会环境,精英集团开始形成。 罗马法通过相对公平的机制,不论是贵族还是平民,只要是优秀人才,都有机会“脱颖而出”,发挥自身的能力和优势,获得相应的收入和地位。 而且,随着议会、元老院、军队等具体不同的部分持续运作与演化,逐渐形成了政/治精英、知识精英和军事精英集团,分别负责政/治组织与国家建设、城市建设与国家道路设计与规划、军事扩张等不同方面的功能,确保国家利益得到很好的视线与保障。 而且,罗马法确保了相对公平的环境,公民们在公共浴室等公共场所并没有明显的地位差异。 就连罗马皇帝也经常去公共浴室,而且对人们态度和气,因为民众是这些皇帝生存的基础。 在文化上,皇帝习惯上需要讨好民众,保持亲民形象。 这种环境让精英集团与整个社会紧密联系,使社会精英集团保持着为社会服务的动力。 到后来,罗马公民因为地位高、待遇好,因此整体上逐渐演化成为精英集团。 而一些通过打仗和经商致富的人们,也通过购买罗马公民的身份,加入到精英集团中。 通过这样的机制,罗马从共和国到五贤帝时代的将近600年,罗马一直保持着发展和繁荣。 比如说在五贤帝时代,五位皇帝谦虚爱民,而且他们在选择继承人的时候,并不考虑血统。 而是找到合适的继任者,然后收养为义子,这一方法避免了权力交替前后的政治动乱。五贤帝时代是古罗马帝国最强盛的时期,而且统一了法律、道路交通、度量衡、货币制度等机制。城市公共设施和大规模的公路网建设也改善了国家的发展和民众生活水平。 有文人将这个年代称赞为“人类最幸福的年代”。 当然,这只是主要对罗马公民而言。 后来,由于国家版图扩张过快,精英集团只是对帝国中很小的一块土地上的很小一部分人服务,而且罗马公民世袭制导致的整个精英集团开始腐化。 这样的结果是,罗马帝国广大地区并不是靠精英政/治来维护,而是靠武力征服。 当精英集团腐化,失去对军事力量的控制的时候,而军事力量反过头来也要征服和控制罗马,达到“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目的,这种情况就像中国三国时期,由军事领导着决定社会形态的变化。 随着军事争斗和动荡加剧,各地方力量也开始进行暴力反抗,导致精英集团瓦解并消亡。
现代欧美的强大是在罗马衰落的基础上开始的,强大的起点是基督教。 基督教起源于公元一世纪小亚细亚,耶稣说“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将人们的思想从现世世俗追求(人活着的利益)引导向人类的终极追求(人死之后的利益)。 耶稣受难后,他的门徒们开始走到罗马帝国的各处传福音。 他们的行动受到罗马帝国的残酷迫害,早期耶稣的门徒们基本上都是惨死。 但是,暴力压迫并没有阻挡住基督教的传播,因为基督教蔓延到整个罗马帝国的辖区内。在罗马帝国的军队中,大量军官信奉基督教,导致基督教的势力迅速扩大,最后大到难以抑制。而且,由于军队的作用,镇压基督教的动力越来越弱。 在这样的背景下,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一世开始向基督教妥协,承认基督教合法。 随着基督教从地下转到地上,大量的基督教会建立起来,基督教开始了迅速发展的过程,很快成为罗马帝国的主流宗教。 在这样的背景下,基督教开始了向外的扩展,将基督教传到罗马帝国之外。 很多传教士冒着生命危险,孤身到日耳曼、高卢、盎格鲁、萨克斯等未开化民族当中传教。这些传教士一方面向这些人群传播思想和知识,另一方面向这些地区的人们传授生产和生活的具体技术,促进这些地区的发展。 通过这些传教活动,这些未开化民族加快了文明的进程。 反过来,当日耳曼等民族在接受基督教之后,瓦解西罗马帝国的过程中,又推动了基督教的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基督教也逐渐实现组织化,开始从受世俗权/力左右的地位,开始了与世俗权/力进行此消彼长的博弈的过程。 而东罗马帝国将基督教立为国教,大大延缓了腐化的过程,到1000年之后才被奥斯曼土耳其所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