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德国城市开始重建，有的按照战前的格局和面貌的基本恢复；有的城市基本上被炸毁，因此完全抛弃原有的格局，因此按照新的建筑理念来进行建设；还有的城市部分保留，部分新建。 在重建城市的过程中，由于全民参与讨论城市建设的规划理念和方向，德国城市从最初强调规划向强调宜居的方向过渡。 经过激烈的讨论，城市设计规划师向大家宣传新的城市规划建筑设计理念，而广大市民逐渐接受了新的城市规划思想和建筑思想，认为过去的城市规划过于拥挤，缺乏人性化功能，缺乏足够的城市植被等等。 同时，人们也意识到理想的城市应当是开阔、有序的，人们能够享受阳光、绿色和新鲜空气。 另外，随着经济发展和汽车进入家庭，而且人们越来越接受国际化的风格，所以根据各种需要，城市规划通过改造老城区，适应汽车时代的发展，逐步形成不同的功能分区。从1970年代开始，生态问题成了热点。年轻的知识群体倡导以质量增长代替数量增长，反对严重破坏自然环境的行为。 而且，城市内部的生态问题也得到了空前的重视，并逐渐被吸收到城市规划立法，将生态环境建设融入到城市建设之中。 波恩是典型的花园城市。早在1970年代，波恩市就制定了有力推进城市绿化发展的大规模的规划设计方案，其中确定的一条重要原则是：愈是开阔的绿色空间，就能愈快地使未来的建筑和植物紧密联系在一起，融合成一个整体。 根据这个原则，波恩城市建设不是把主要精力放在修建大楼上，而是大面积进行绿化。 遍布全市大小公园多达1200个，森林和公园总面积占全市总面积的1/3。 所以，在波恩看不到几个高耸入云的摩天大厦，也看不到喧闹异常的街道，能够看到的是被绿色笼罩的景色。法兰克福市绿地占城市总面积的70%，人均占有公园绿地40平方米。为了增加城市自然景观面积，改换城市景观状况，采取了“指状发展”的模式，使城市绿地、森林公园楔形插入市中心。一切污染工业都迁出市区，将原厂址由国家或企业收买作为园林绿化设施用地。而且，城市中公园、植物园、林荫道和街心公园，各种类型的园林绿地星罗棋布。

而在北京，在城墙被拆毁之后，整个城市扩张就没有了底线。 而且，人们只想着赚钱，然后住进更新更大的房子，根本就想不到城市规划的概念。 1990年代开始，随着中央财政的力量越来越大，垄断国企的力量越来越大，货币总量快速增长以及主要金融机构汇聚北京，北京被推动着加快扩张的步伐。 可以说，在这个过程中，北京的规划就是没有规划，而是“面多和水，水多和面”的“摊大饼”过程。 从二环到三环，然后四环、五环、六环，持续进行极限式扩张。 想出一个“燕莎商圈”的概念，然后投入巨额的资金进行建设，多座高楼拔地而起，还有大量的房地产项目。 造出一个CBD的概念，于是周边的地区房地产价格开始疯涨。 然后，巨额资金“砸”到国贸周围1-2平方公里的地区，无数的高档写字楼和“豪华”公寓楼也耸立起来。 在西二环的金融街，巨大的建筑也在悄无声息地接连建设起来；东二环沿线也在稍晚的时间形成各个规模巨大的建筑。 同样，中关村也耸立起大量的巨大建筑，亚运村的建设也“如火如荼”。 在这个过程中，有两个小小的问题出现了：1、当这些巨大的建筑拔地而起的时候，并没有相应的绿化做配套，也可以说是完全让绿色失去了发展空间；2、要填满这些超级巨大的建筑，就需要大量的人，非常大量的人。 而非常大量的人进入这些区域的话，就意味着交通极为拥挤，即使很少数的人开车的话，也都意味着严重的堵车和空气污染。 另外，相应的生活服务设施严重不足，难以承载如此巨大的人流，所以这些区域的生活成本高昂。 那么，为了满足中央财政（为获得财政而成立的2万多地方办事处，还有其它大量相关机构）、国企、国家机关的需求，以及为这些经济服务的更大量的人们的衣食住行需求，就需要扩大北京的体积。 那么，北京通过“居住疏散”的方式进行城市“摊大饼”，让在这些巨大建筑里工作的中低收入的人们，以及为这些人们服务的人们有地方可住。

“摊大饼”的结果就是城市居住成本高昂。 当CBD、燕莎商圈、东二环、金融街、中关村、亚运村，加上各部委军队等机关、都聚集到北京的时候，也就意味着形成了“中心密集”的工作区。 另外，形成了“规模庞大”的外围生活居住区，北面的天通苑和回龙观，东面的通州，西面的石景山都成为人们居住的地区。 人们早上从这些地区（或者近一些）汇聚到北京中心地带，然后晚上再回到各个居住区。 人们或者在公交车上慢慢挪动，或者在地铁中“贴相片”，或者在自己的车里经历一个个“肠梗阻”的路口。 到了周末或者节假日，大量的车流向城外运动或者回城，经常性地形成通向北京的高速公路的“大塞车”。 就这样，人们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都耗在路上，让人们一天上班之后筋疲力尽，再加上空气污染，导致人们的折旧过程明显加速。 而对于城市来说，交通压力、空气污染压力、物资运输压力、城市废弃物排放压力等各种压力聚集起来，形成巨大的城市综合成本压力。 在这样的情况下，城市根本无法提供基本合格的综合服务。 2009-2010年的冬季，北京出现多次降雪过程。 在每次降雪过后，很多离市区稍微偏远一些的主干道已经没有了除雪车对道路进行系统清理，而多数进入大型社区主路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积雪被压成冰路，然后依靠人们自发铲雪。

房地产价格“金律”有三条：地点（Place）、地点、还是地点。 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中，当居住在城市外围的人们每天上下班花3到5个小时（上班、下班各1.5-2.5小时），而且是这么长时间在拥挤的交通中苦熬，筋疲力尽的人们必然对居住在市中心充满渴望。 所以，人们即使付出沉重的代价，也要购买市中心的房子。 于是，市中心的“高档住宅”和城市周边的“经济适用房”价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差异。 在人们的心目中，市中心的高档房子是“豪宅”，而“经济适用房”则是“贫民窟”。 因此，阶层之间的划分开始变得非常明显，市中心可以归类为有权有钱的人们居住的地方，而且随着社会的演化，两者越来越“合而为一”；城市中部是所谓的中间阶层，2000年之后“中产阶级”的词汇开始被引入中国社会，并且在2006-2008年被炒得非常火热，但是有的人后来发现，中产阶级只是个“泡沫”而已；城市外围的拥挤住宅里，大多数住的是中低阶层的人们；再往外的居住条件更差的本来是底层外来打工者，现在“蚁族”也加入进来。

根据房地产金律的“Place”，在“拆-建”和城市无规划发展的过程中，中国城市出现了两个问题：一是在社会“拆-建”的反复折腾过程中，大多数人们处于“一无所有”，房价又把人们按照与城市的远近分成明显不同的阶层，而且知识分子阶层缺位，社会经济地位并不是按照知识和能力划分，随着城市成本日益高昂、人们实际收入降低，就形成越来越尖锐的不同社会阶层和群体对立。郑民/生是矛盾焦点的缩影，而且引发了无数相似处境人们的相似想法。 二是中国大城市的房地产基本上一文不值。 在经济全球化环境中，资本对物品的价值进行全球化衡量，优质优价，劣质低价或者零价值。中国的城市与欧美城市相比，属于各种条件不合格的贫民窟。 这就像美国城市的贫民窟一样，虽然在市中心附近，但是因为脏乱差，经济环境不稳定，所以人们在买房的时候基本上不会考虑一样。 另外，中国的房产没有地权，而只是几十年的租用权。 而进入中国炒楼的资金基本上都是游资，利用人民币升值的机会进来，顺便炒楼赚钱，然后撤走。

在美国，奥巴马只看到医改，忽视了整个经济，将损害或者严重损害美国经济的运行，也将影响世界经济； 同时，中国的前车之鉴意味着，奥巴马试图通过个人影响力推动医改法案，压制知识分子阶层的辩论空间，这也严重危害了美国的社会经济模式。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