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这样具有超前预见性的合理规划方式，德国城市虽然经历二战的大规模毁坏和50、60年代汽车社会的兴起等大规模的变化，仍然有大量的城市设施和建筑保留下来，节省了大量的城市和房屋建设成本（包括拆除成本）。 另外，地域空旷、而且在二战中没有遭遇战火的北美地区，城市发展建设成本更低。 由于北美在20世纪早期就开始进入汽车社会，因此主要城市规划和建筑都考虑到汽车的因素。 所以，北美城市发展过程中，拆除的项目很少，基本上就是向外扩张的过程。 只是在20世纪末开始，大城市市中心实现“复兴”的过程中，有少量的houses或者工厂仓库被拆除，盖起了高层住宅或者商用写字楼。 富有远见的合理城市规划主要有两个好处： 一是让人们天天能够感受到知识、远见和想像力规划对于财富积累的意义，所以德国人宁愿慢一点，也要把事情想周全，并且一次就做好； 二是人们不用为了房子而折腾，只需要在现有的城市基础上进行渐进性的城市扩张，加盖少许的房屋，或者少量进行拆建房屋，这样就节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精力，所以人们在城市里很少见到建筑施工，社会中建筑工人的比例也很少，而更多的人们在相对稳定的城市环境中，能够致力于学习高精尖新的知识和技术，并且心平气和地致力于自己的工作。

如果说德国的城市规划的重点在于建，那么中国的城市规划的重点在于拆。 1949年之后，北京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也开始规划城市建设方案。梁思成后来这样回忆说：“建国之初，北京市一位领导曾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对我说：‘毛主席说，将来从这里望过去，要看到处处都是烟囱’。这使我大吃一惊。这难道不正是我们所要避免的吗？‘处处都是烟囱’的城市将是什么样子？那情景实在太可怕了。于是我就老老实实地把我的想法和盘托出。我认为华盛顿作为一个首都，是资本主义国家中可借鉴的好典型。北京是个古代文化建筑集中的城市，不宜发展工业，最好像华盛顿那样，是个政治文化中心，风景幽美，高度绿化，而北京的大批名胜古迹可以发展成为一个旅游城市。”1950年2月，梁思成和居住在南京、曾留学英国的著名建筑家陈占祥一起交了《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位置的建议》，即著名的“梁陈方案”。提出完全保留北京的旧城，然后在旧城外的西侧另辟新区。这样，在旧城留下做文化旅游功能之外，新建一个新中国的政治心脏。然后，建设一条便捷的东西干道，像扁担一样连接新旧二城，联系起中国的政治心脏和中国的城市博物馆。但是“陈梁方案”立刻被否定。1957年，陈占祥被打成右派，而梁思成，幸亏彭真的“提前”保护，才免遭厄运。

1956年，随着城市建设的展开，一些建设单位开始在外城施工现场附近就地取材，从城墙上拆取建筑材料。1957年，“反右”运动正如火如荼，而雄伟壮丽的北京城墙也正在被热火朝天地拆除着。 因为北京的城墙修葺得非常坚固，需要打眼放炮才能够拆除城墙，因此到处是毁墙的炮声。有一天，梁思成进城去瞅了瞅，发现地安门已经没有了，广安门也消失了，听说正拆广渠门，急忙赶去，发现已经只剩下一个城台和一个门洞。毁城的大军正向北京最后的两个城门进军——崇文门和西直门——1957年时最后两个有瓮城的城门。毛泽东1958年1月在南宁会议和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北京、开封的房子，我看了就不舒服”，“南京、济南、长沙的城墙拆了很好，北京、开封的旧房子最好全部变成新房子”。 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又提出:“拆除城墙，北京应当向天津和上海看齐。” 1958年4月14日，周恩来致信中/共中央，传达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提出“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今后几年内应当彻底改变北京市的都市面貌”。此后，北京市迅速制定了一个十年左右完成旧城改建的计划，“故宫要着手改建”随即提出。当时，在北京《新建设》中，梁思成为北京城墙做了他最后的徒劳辩护，但这样的争辩很快就结束了。 有一天，梁先生从城内开完会回到清华园，谈到了北京市负责人的话：“谁要是再反对拆城墙，是d内就开除他的d籍！”然后，对梁思成的批判开始了。随后，北京城墙被拆毁。就这样，北京的古城墙先是城门被拆毁，整体城墙被拉开豁口，然后逐段被肢解、蚕食，最后被连根挖掉。北京的古城墙和一些极具文化价值的古建筑，从人们的视线中被彻底抹去。1965年修北京地铁，内城城墙开始被连根挖掉。 当然，不仅是北京，除了西安、平遥等个别城市的城墙在一些学者的不懈奔走下保留之外，其它所有城市的城墙都被拆除。

中国人为什么穷？ 从社会财富的角度来说，知识分子懂得什么是真正的建设，但是对于社会财富的处置权并不在知识分子手中，所以人们并不听知识分子的意见。另外，对于大多数无知的人们来说，破坏更能够让人们产生兴奋感。 当美国人在保持原有的建设成果，并且持续进行新的建设，积累自己的财富的时候，中国人在进行着破坏的过程。北京的人们在亢奋的状态下破坏北京的城墙和建筑之后，拿着拆下来的砖瓦回去给自己家的四合院里多搭起几个小屋，然后更多的人能够在这些简陋的屋子里居住。 有的单位则是拆掉四合院，然后盖起了简陋丑陋的方盒子住宅楼。当然，如果人们有拆城墙、拆四合院、在四合院里搭小屋的功夫，完全可以按照“陈梁方案”，在不毁坏城墙和其它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建筑的情况下，在城外规划建设更好的房子。 那么，不论是四合院还是外面的建筑都将成为人们积累的财富。 不过，既然人们选择了破坏，那么人们就得承担相应的后果。 即使在首都北京，人们在折腾了三十多年之后，发现自己也是“一贫如洗”，大多数人都挤在简陋的小屋里，然后骑车去污染严重的企业上班。 改革开放开始之后，人们看到了外面的世界，开始知道自己多么的穷困，知道自己如此可怜可悲。 于是，人们“要把失去的过去补回来”，要像西方人一样进行“现代化”。 所以，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拆”的过程，把年久失修的拥挤狭窄阴暗潮湿的四合院成片拆除，然后盖起新楼。 对于当时大多数居民来说，自己住进了楼房，再一次幸福兴奋！ 拆到后来，不仅仅是老房子、破房子要拆，而且很多新房子、好房子也要拆，拆完之后人们再去建。 就这样，人们就在“拆-建-拆-建”的轮回中折腾。 虽然中国人很勤劳，但是一直在做着低级的无用功。 在一个社会中，除了少数天才或者幸运儿之外，都需要从父辈继承物质财富的积累，然后支持自己未来生活的继续提升。 德国人美国人都是一次建好，可以用上百年或者两三百年，然后大家就留给自己的子孙。 而子孙有了房子之后，该干嘛干嘛，去创造新的财富。而中国人几十年已经经历了两轮以上的“拆-建”折腾，而且这样的过程还在继续，结果大家除了生产出大量的建筑垃圾之外，大多数人仍然没有适于自己居住的房子，实际上仍然“一无所有”，还需要为房子去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