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生活费用问题 –- 制度经济学的思考 （续）

消费与制度经济学分析 (续)

一个人怎么样变富？ 怎么样变穷？变富的方式就是积累。 复利就是其中的一种。 有一段时间，“复利”这个词被炒得很热，成为基金吸引股民的概念，甚至成为传销的方式。 而复利这个概念，甚至成为一本书中的理论基础，把欧洲一个小型投资银行夸大成为拥有数万亿美元财富的家族，“阴谋”操纵世界金融与经济。 从概念上说，复利就是利上加利，俗称利滚利。 比如说，存入一笔存款之后，投资者并不把利息提走，而是让利息积累起来，再成为本金进行新一轮投资。 通过本金和利息的持续积累与循环，复利就形成了可观的回报。 比如说，投入1万元，每一年收益率能够达到28%，57年后复利所得为129亿元；如果是单利，同样的收益率，同样时间后却只有16.96万元。可见复利与单利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在复利模式下，一项投资所坚持的时间越长，带来的回报就越高。投资1万元，年利润15%，20年后连本带利为16万多元。30年后变成66万多元。40年后是267万多元。 复利的时间多了一倍，但是收益多了16倍多，也就是几何级数的上升。就像“滚雪球”，开始很小，越滚越大，这也是巴菲特传记《滚雪球》的意思。巴菲特通过几十年如一日的每年两位数的收益回报，再加上极为节俭，把收益都重新进行投资，因此“白手起家”成为身家数百亿美元的富豪。 那么，一个人怎么变穷？ 方法更简单！ 把自己所有的收入都花光，然后再把自己的积蓄花光，这样的话人们就很快没钱了。 根据美国知名媒体的一项调查，50年前的富豪们，到了今天仍然能够维持富豪地位的是少数。 总结的原因是，人们总是在有钱之后就乱花钱，尤其是“富二代”的奢侈行为加上乱投资，让财富保持超过50年的人寥寥无几。

同理，国家跟个人一样，富强或者贫穷也都来自于财富积累的差异。 财富积累大于消耗的国家，就会实现经济发展与国家富强；消耗大于积累的国家，就会变得穷困。 而财富积累的基础是社会中知识分子阶层的力量，是否能够在与领导人的博弈中获得主导权。 一个国家知识分子阶层的力量越强大，那么国家积累的能力也就越强，国家经济发展和富强的速度也就越快；一个国家知识分子阶层如果被压制，失去话语权，那么国家就会走向穷困，快速的穷困。 1806年，拿破仑打败普鲁士，逼迫普鲁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和约，而且拿破仑关闭了当时多所普鲁士大学。 当年，德国思想家费希特在普鲁士科学院发表了“致德意志人民”的著名演讲，大声疾呼德国只有靠文化与教育的伟大复兴才能真正自立。 普鲁士国王出血本建立柏林大学，著名教育家洪堡出任普鲁士内政部新设的文化教育专员，费希特出任新建的柏林大学校长，全力推动德国的“平民教育”，产生了众多各个领域的大师。 这些知识分子推动德国从落后民族在较短时间内成为欧洲的发达国家，并且对美国乃至世界的教育产生深远的影响。 而德国作为一战和二战的战败国，都像在19世纪初的时候，通过大力投入教育和研发，在短时期内恢复元气，并且重新成为世界工业强国。 或者说，通过教育和科技系统的积累，德国保持着强大的科研能力和高端制造业的发展能力，保持自己在全世界的经济地位。

对于德国的快速发展与富强，大多数人忽略了更重要的财富积累部分。 在中国，人们往往基于表面、局部的认识出发，主要关注德国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这种“显性”财富因素。 人们一说起德国，很容易想到德国汽车、机械、化学等生产部门。 但实际上，德国的“消费积累”这个“隐性”因素，对德国的经济发展和富强起到更大的作用。 从工业革/命开始，社会生产与消费开始实现迅猛发展。 而在社会消费的过程中，主要社会财富聚集到以大学为基础的知识分子阶层的手中。 通过知识分子的想像与规划，社会消费中的大部分变成了财富积累，支持了社会经济的“阶梯式发展”，让子孙后代能够在更高的平台上继续发展。 从社会发展阶段来看，工业革/命意味着城市的兴起，并且成为社会经济的主要部分。 那么，社会财富的积累，也主要反映在城市建设和发展上。（这就像在中世纪，教士阶层作为社会的“大财主”，致力于规模宏大的教堂建设，奠定欧美社会经济文化基础，并且形成了农业经济时代的主要社会地理面貌特征） 去过德国人们会注意到，德国城市布局合理、景色优美、特点突出、适宜居住，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化价值。 这是因为在知识分子阶层的领导下，德国城市建设在通过系统规划、逐步推进、优化升级的方式，实现消费过程中的财富积累。从实施阶段的角度来说，德国城市通过城市规划和建设、建筑建设、建筑提升与城市完善等步骤，实现建设的财富积累过程。在建设的过程中，德国城市建设就像教堂一样，每一步一个坚实的脚印，对未来城市的发展奠定基础。 与之相对比，中国的城市拆了盖，盖了拆的反复折腾，让人们很勤劳但是很穷困。

德国是城市区域规划的发源地。 19世纪中期开始，工业革命使得德国的城市化进程迅速加快，城市扩张的速度大大超过了工业革命之前的时代。这时，原有的道路控制规划已无法适应城市发展的需要了。1858年，普鲁士政府正式颁布命令，由柏林市丨警丨察当局负责编制大规模的城市扩展规划。 但是，由于规划仅仅是一个空间布局的轮廓，缺乏对私人开发商的指导和控制，因此导致了开发商将地块高强度开发，将居住密度提高到前所未闻的程度。 为了解决上述劣质公寓的增加，开始出现了区域规划(zoning)。1891年，法兰克福市在富有远见的市长领导下，通过了德国第一部区划法规——《分级建筑法令》。该法令对城市进行了区划，根据不同的分区提出了不同的控制要求，并加入了对建筑物的控制规定，如建筑高度等。 到20世纪初，大多数德国城市都已经采用了这个规则，通过定性、定量和定位的手段来控制城市空间，既规定了城市主要道路的用地范围和走向，又规定了各个地块上建筑物的建造要求，在刚性的规划框架内保持了建造活动的弹性范围。很快，德国的区划方法被引入美国、日本等国。 而这些城市区域规划和建设形成了今天德国城市的基础。 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1960年代之后），德国城市发展开始广泛实施区划立法和公众参与的方法，更好地体现了规划的法制化和民/主化。 通过这个方法，城市规划和建筑景观方面的专家和工程师在系统协作的规划基础上，听取当地民众对于具体区域和建筑规划的需求，形成更加合理的城市功能布局与建筑景观要求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