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的遗毒深远。 因为缺乏想像力，缺乏对事情内在机理的认识，迷信在中国大行其道。 在先秦时期，中国人还有方向比较正确的朴素世界观，但是到了现在，很多中国人却处于愚昧当中。 比如说，运程、面相、风水等迷信仍然在港台相当流行，并且在流传到大陆。 北京雍和宫门外有一些小店，销售一些书籍，是香港“大师”教当年“运程不好”的人们如何“转运”，而这些“大师”都是标准的西装领带加眼镜。 当年，武汉大学王世杰校长以“千年大计”的思想移掉当地居民的家人的墓地，意在开启民智，但是这个目标到今天仍然离其目标相去甚远。 除了民国时期，短时期想像力的“大爆发”，产生很多大师和学者之外，中国人的想像力到今天仍然极度贫乏。 49年之后，宣扬的美好社会只不过是最原始的“打土豪、分田地”，吸引最愚昧小农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赶英超美的目标成了“大炼钢铁”、“亩产十万斤”，大学系统完全被摧垮，所谓农村教育和医疗也都只是晏阳初当时农村教育实践的片段和表面现象而已。 失去大学和大师们的中国，陷入了集体虚幻和疯狂状态，疯狂的结果就是人们挨饿。

大学之所以重要，在于它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灵魂。 人们在潜意识里都清楚，什么是对社会有利的、什么是对社会有害的。 所以，对于危害整个社会的事情，人们普遍会感到非常愤慨，如果解决不了，人们会非常无助。 比如说，当清华大学教授因为抄袭被曝光的时候，会引起无数人的愤慨，并且对整个社会感到悲哀。 那么，为什么会这样？ 中国的影视剧DVD盗版横行，但是人们似乎非常欢迎这种盗版，并且让盗版成为自己生活中的一部分。 深圳组装加工的“山寨机”一时间非常流行，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甚至受到无数人的追捧。 但是，为什么人们对于这样的盗版剽窃无动于衷，但是对于一个大学教授盗版剽窃就对整个社会产生悲观失望的情绪。 从潜意识里，人们知道想像力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而大学是一个社会想像力的主要源泉。 打个比方，社会经济就像一颗大树，盗版DVD和盗版产品都是社会经济的“果子”，是社会经济的末端，因此出了问题人们并不担心，它不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的文化根基；但是，如果大学教授都在剽窃抄袭，那么就意味着整个社会想像力的“根”都烂了，大学生们该怎么办？ 所以，人们就对这个社会感到绝望。

从想像力的角度来说，一个核心大学的大学教授抄袭剽窃暴露出的问题，比盗版DVD和“山寨机”的问题要严重十倍百倍。 缺乏想像力的山寨机生产的是劣质产品，除了问题之后，人们可以随手扔掉；但是缺乏想像力的大学制造的是劣质大学生，本来一个社会的精英群体，结果将贻害数百年，甚至上千年。 另外，作为想像力的杰作，武汉大学的早期建筑和它的优美风景已经默默地坚立70多年，但是除了北大、清华还有少量类似的建筑之外，中国没有大学还拥有具有历史文化内涵的建筑，这也让绝大多数大学生失去了提升自己审美能力和品位的机会，也就失去了提升个人想像力的机会。 民国时期，去美国深造的中国学生不是很多，他们到了美国之后，很多用几年到十几年时间就做出成就，甚至获得诺贝尔奖，或者像晏阳初这样形成自己的开创性社会构想，因为当时的文化鼓励想像力。 但是，2010年的今天，上百万具有高学历的中国人在国外已经学习工作十几二十年，北大清华等中国最高学府的学生们也整班整班地出国。 但是，因为想像力的缺失，到今天仍然没有一个诺贝尔奖。 基本上看不到有开创性思想的人活跃在美国的专业领域，成为某个行业的领导着。 而至于在中国国内，以“汉芯”为代表的科研项目状况，大家也都一清二楚。大学，本来应该是充满想像力，对世界、对未来具有强烈前瞻性洞察的“殿堂级大师”们占据的地方。而中国大学想像力的缺失，让“阴谋论”、“中国式管理”、“执行力”、“成功学”为代表的低俗内容进入大学，影响学生们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对未来中国发展的遗毒深远。

对于美英德日等国家来说，只要大学不倒，其经济就不倒。 从历史来看，欧美的大学是神学与世俗经济结合的产物，修道院（神学院）是大学的基础，而城市的兴起则推动了神学院的演化，逐渐成为现代大学。 当汉族在儒家思想的桎梏下，由强盛走向懦弱，落后的欧洲在基督教的支持下生存了下来，并且逐渐得到发展。当时，罗马帝国的腐朽败坏了整个欧洲，开始让欧洲四分五裂，并且让欧洲处于非常软弱的状态。 在这样的背景下，基督教一方面在武力上，号召整个欧洲联合起来抗击蒙古人和阿拉伯人的入侵，并且逐渐形成欧洲的骑士制度（现代企业文化的起源）；另一方面在文化思想上，修道院的修士们在《圣经》和亚里士多德思想的引导下，开始了“追求真理”的思想探索之路。 修道院的高墙和简朴的生活，再加上大量的书籍和教士们相互之间的研讨，欧洲的哲学和自然科学开始启蒙。 这个启蒙的过程虽然速度很慢，但是一个系统、完整的过程。 神学、哲学和自然科学的探索相互支持、相互补充，共同发展。其中，西方现代哲学的奠基人笛卡尔，就是在“怀疑一切”之后，寻找上帝的真实，印证自我的真实，进行“我思故我在”的思考与论断，开启了二元论和理性主义（数学验证）的时代。 以笛卡尔为重要的里程碑，欧洲以系统、健全的思维想像方式实现思想的发展，支持大学从最初的神学为主导的思路向经史哲、自然科学与应用科学技术并重的方向发展。

在欧洲，城市的发展是神学院演化成大学的关键背景。 随着欧洲经济的缓慢发展，一些自由人开始脱离封建庄园，聚集在交通便利的地方，开始工商业活动，这些地方逐渐形成了城市。 随着工商业规模和城市逐渐扩大，工匠们都按照各自的行业组成行会，保护自身的发展，逐渐形成了行业经济的雏形。 当这些城市逐渐发展的时候，有的城市就开始出现大学。 这些大学经常是各国国王建立，并受到罗马教廷的批准，早期的大学主要研习神学和经院哲学。 新教改革运动开始之后，大学课程开始朝着世俗化的方向发展，自然科学开始成为大学教授的重要学科。比如说，1536年，实行宗教改革的亨利八世下令剑桥大学解雇其研究天主教教规的教授们，教学和研究重点转为希腊和拉丁经典、圣经和数学。 十八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开始，随之而来的是轰轰烈烈的城市化，大学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以瓦特发明蒸汽机为代表，大学成为以知识和资金支持想像力发挥，推动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而工程技术也成为大学里的重要学科。 可以说，以Google发迹为代表的硅谷模式并不是真正的创新，这种模式的创新早就在英国瓦特发明蒸汽机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成形，只不过在美国得以“发扬光大”而已。 随着工业的发展，大学的规模也迅速扩大，英国、德国、美国的大学成为治学的的典范。 而20世纪40年代开始，以美国为发源地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第三产业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更刺激了多个“巨无霸”型大学的发展，大学教育迅速普及，引导整个社会新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