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如果不是发挥自主的想像，就是被别人虚幻。 陈寅恪在王国维的纪念碑铭提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也就是通过独立思考，发挥个人的想像力，创造个人的未来。 随着全球化竞争以及全球“知识经济”时代的深化，建立在独立思想之上的想像力对个人发展产生越来越直接的影响。 2000年之后，一些从来自台湾的“经济学家”、“管理学家”、“成功学家”在大陆捞钱，似乎很受欢迎。 但是，看看“管理学家”强调的所谓的“执行力”、“中国式管理”，都像为了蝇头小利而精于计算的小农或者小市民，默默唧唧、唧唧歪歪那些鸡毛蒜皮的个人利益。 当德鲁克做出穿越时空的预言、迈克尔波特站在全球的高度分析问题的时候，引导美国乃至世界的知识界发展的时候；民国时期的大师们通过富有张力的思想和辉煌的建筑等形式，逐渐影响人们的心灵的时候，现在的中国却让这些与世界潮流相悖的“老鼠蟑螂”式的思维所影响。 很多人说这些思想适合于中国国情，但是人们却不思考一下，中国国情是否适合世界潮流。 太监曾经非常适合中国国情，但是在世界潮流的涤荡下，成为最让人瞧不起的losers。 在“中国式管理”强调利益，追求无脑的“形而下”方法的时候；在另一方面，只有“想”没有“像”的“成功学”给人们的思想建起了“空中楼阁”，让无数人进入“传销陷阱”。 随着全球经济金融危机的深化，最初很多洋洋得意的中国人，正在发现自己是世界上最悲惨的群体。 另外，“阴谋论”通过恐吓缺乏想像力的中国民众，也在大笔大笔捞钱。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想像是人生发展最大的一块“大石头”，又是人生的脊柱。 脊椎动物是自然界的高级动物，而之所以高级是因为它们有脊椎。 脊椎让动物可以独立生存，而不需要依附植物或者不需要依附“壳”来生存。 虽然脊柱动物是表皮包着骨头，容易遭受风吹日晒水火撕咬等伤害。 但是，在同这些可能的伤害进行对抗的时候，脊柱动物同样具有极强的适应性。想像对于人来说，就像动物的脊柱，让人可以实现独立，而不用做其他人的附庸。 想像又像瓶子里的大石头，让人们的生命有了核心的意义，当人们回顾自己的生命过程，并且展望未来发展的时候，知道自己还有拿得出手的东西。在人们进行想像、尤其是将自己的想像落实的过程中，必然会像脱离“壳”的动物，要遭受的更多的困难挫折和伤害。 或者说，想像实现的过程，就是付出成长代价的过程；远大的想像就成为梦想，在实现的过程中就要在一生中以自己为代价而付出，就像晏阳初。那么，天天关注“鸡毛蒜皮”的人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想想自己的内在，什么都没有，因为自己所有的东西都是“一盘散沙”，自己就像依附于大树的毛毛虫，在大树枯萎和将倒的时候，只能无助地面对困境。所以，人们希望借助于“执行力”、“中国式管理”、“成功学”、“阴谋论”来解决自己的问题，而结果让自己在“钻牛角尖”或者被虚幻的过程中，从困境走向绝境。

那么，为什么无数人相信这些来大陆捞钱的台湾人？ 因为，这些人作为中国文化糟粕的继承者，正好迎合了大陆人们因为缺乏想像力，在2000年之后开始经历明显的经济倒退后，像母鸡刨食一样，希望借助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心理。 在美国，“执行”是管理界最看不上的内容，更没有“执行力”这个概念，因为美国管理界关心的是“领导力”。 写《执行》的作者可能后来也意识到自己写的东西降低了自己的思想档次，过了一段时间又回过头来强调战略的作用。但是，几个台湾人借用美国管理界根本看不上的“执行”，改编成“执行力”，说这是美国的潮流，来忽悠大陆人，让缺乏经济管理知识（也就是想像力）的土老板们买单，给员工洗脑。 同样，“成功学”、“阴谋论”这些在美国也是不入流的东西，也以“舶来品”的形式在中国“炒”得火热。 我的一位美国朋友跟我提起过安东尼 罗宾斯，中国很多人知道的“成功学大师”。 他说，罗宾斯曾经很想与德鲁克搭上关系，比如说跟德鲁克照个照片、让德鲁克给他一些“私人指导”，显得自己像德鲁克的学生，但是德鲁克根本对他置之不理。 我的这位朋友说的事情是否真实并不重要，但是他的意思表明罗宾斯在美国的地位。 在美国，大多数企业中层以上经理都受过MBA教育，在MBA教育中人们都是学的德鲁克、波特、菲利普科特勒这些“殿堂级人物”，根本没有“成功学”的任何位置。 而这些MBA和其它学科的硕士博士主导美国世俗层面的思想，教会主导美国人心灵层面的方向。 再加上以戴尔 卡耐基为代表的教士出身的一些人，给人们传播世俗层面为人处世的方法，具有广泛的影响力。 在这样的背景下，安东尼 罗宾斯只能算是个比较受欢迎的民间演讲家而已。 但是，到了中国就被包装成“神话”，拥有了无数的“徒子徒孙”。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因为无数即使是上过大学的中国，也缺乏基本的人生知识，缺乏基本的想像力。 所以，人们缺乏基本的判断能力，毫无辨别地接受“执行力”、“成功学”、“中国式管理”、“阴谋论”这些或者低档、或者低俗、或者荒谬的理论。

中国人缺乏想像力源于中国的“传统文化”。 从西汉开始，中国人就进入“无脑时代”，其中的关键标志是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这个标志意味着，中国文化开始了全面的大倒退，文化倒退的结果是经济停滞。 “独尊儒术”的制度就是把先秦诸子百家中，最缺乏想像力的儒家当做“圣”来供奉，而把皇帝当做“神”。 韩非子通过系统的思考想像，对国家的运行机制进行了全面的论述，今天读起来都有显著的现实社会经济意义；老庄倡导人们的想像力，引导人们追求精神自/由，虽然他们没有找到精神自/由的终极点，但是即使在今天读起来，都能让人体会到他们倡导的想像力带来的心旷神怡的感觉，这也是“道”在西方管理学界占有一席之地的原因；孙吴等兵家的战争思想智慧，对于治国治军都同样具有全面的借鉴意义。 但是，汉朝的皇帝出于个人目的，专门选择了儒家作为统治人民的主导思想，是具有深刻的内在用意的。 我用了“专门”这个词，是因为从汉高祖刘邦的时候，就已经想好了怎么干，不过是在董仲舒这时候实现的而已。 从此，中国就进入长期以儒家为主导，以眼前利益为诱惑，压抑想像力的年代。 问题是，当人们具有综合知识、思考全面的时候，眼界就会开阔，想像力就会丰富，而想像力丰富的结果就是威胁到皇帝。 因此，科举制度应运而生，通过利益诱惑将读书人的眼界变得更加狭窄。 在这样的背景下，“八股文”就成为一道“风景”，“半部论语治天下”就成为一个标准。 这时候，“能人”的标准不再是知识，而是“读书”，局限在“四书五经”里的书。 结果就是，如果“中举”当官，成了“清知府”赚取“雪花银”，那么人人羡慕；但是，如果没有“功名”，就是人们鄙视的“百无一用”的书生。 确切地说，这些人不算是知识分子，这能算是无脑的“两脚书橱”。 随着压抑人们想像力的深入，人们变得越来越愚昧，也就越来越迷信。 大家不知道道理的东西，不是去认真去思考，探索出其原理，而是斥之为“妖孽”，用现在的话说就是“阴谋论”。

在中国的宋朝时期，逐渐积累并形成了不少科技成就，当时明显领先于欧洲。 但是，这时候“儒家”更进一步，“程朱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和“三纲五常”的出现，让儒教伦理成为系统化的制度，对整个社会的想像力进行桎梏。 而“程朱理学”和科举制度相结合，又压制了社会知识阶层的想像创造力，并且使科技只能存活于在一个非常狭小的范围之内。 从“程朱理学”开始，汉族的知识阶层开始实现完全的“工具化”转型，而整个民族加速走向全民懦弱化。 同时，“程朱理学”的强化，又限制了科技的发展和应用，尤其是火器的研发和应用受到严重的阻碍，结果导致国土被侵蚀，后被蒙古野蛮人所灭。 其中，出于一个变态皇帝爱好、在“三纲五常”的推动下，野蛮残忍的“女人缠足”成为社会文化制度。 到后来，中国无数读书人的想像力贫乏到将“三寸金莲”作为一种文化，并且变态到以“小鞋”为题材喝酒吟诗。 而“女人缠足”的文化观念，直到民国时期在女权团体的强大宣传攻势下才开始解体。 一般来说，社会文化和经济的倒退都要反映到农业上，而到现在秦国时期的农业制度都是中国最先进的。 （关于中国两千多年以来，从秦开始制度和文化如何毒害整个中国的过程，我会在其它内容中沿着中国历史的过程进行分析，因为需要写的篇幅过长，这里就不多强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