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纯美国人做出《功夫熊猫》这部比中国人还中国人的片子，对我来说一点都不奇怪，因为我早就见过了。 当年我看着武大那些古色古香的建筑，听说其主设计建筑师是个美国人，给了我强烈的震撼。在建设武汉大学的时候，李四光和叶雅各推荐美国人开尔斯（F.H.Kales）担任新校舍建筑工程师，并赴上海邀请来开尔斯。开尔斯实地考察后，认为这一带山丘坡缓且水源充足，山石、泉水、湖水均可利用，各项建筑依山而建可节省地基及石料。开尔斯构思图纸时，常常在山上一站就是数小时，半年后完成了总设计图，贯彻了建设委员会的整体意图。 1929年10月，建筑设备委员会正式聘开尔斯为新校舍建筑工程师，同时通过总设计图，此外还聘有阿伯拉罕�6�1列文斯比尔（A.Leverspiel）和石格斯（R.Sachse）为助手。另聘开尔斯在麻省理工学院同窗好友缪恩钊为新校舍监造工程师、工程处负责人，负责施工技术监督及部分结构、水暖设计。在他严格认真的技术监督下，保证了这些工程的施工质量，主体结构至今仍坚固如初。1930年5月，六十高龄的开尔斯在上海病倒，病中仍坚持工作。1932年3月7日，王世杰校长在新校舍礼堂里讲演时说：“在这里我们最要感谢的是开尔斯先生，他可以说是一个艺术家，他不计较报酬，而完全把兴趣寄托在艺术方面……他给予我们的帮助实在大得很！”为感谢和纪念开尔斯对新校舍建设的贡献，武大授予他名誉工程师称号。 不论是《功夫熊猫》，还是武汉大学的中国古式建筑，反映出这些美国人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比中国人还要透彻。 他们怎么做到的？ 因为他们致力于做出精品，符合中国文化精髓的精品，所以他们就具有很高的价值，他们的价值就反映在这些能够传世的精品上，这就是中国人需要跟美国人学的一个关键之处。
一个国家能否发展，关键在于价值的取舍。 而大学就是这个价值取舍的主导者，而这种取舍反映到了武汉大学建校的过程中。 不少中国人言必称“中国历史”或者“老祖宗”，这实际上是最为愚昧的反应。 真正能够发展和发达的国家，都是知道哪些是自己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哪些是糟粕；而愚昧的人们往往在强调“传统”的时候，丢掉自身文化的精华，并把垃圾当宝贝。1929年3月，武汉大学开始修筑连接街道口的专用公路，但因修路迁坟触犯了一些坟主的孝亲观念，他们便联合起来向湖北省政府请愿，要求其出面制止。于是，省政府以武大新校舍占用民地过多为由，要武大停止建设，另寻新校址。 同月，代理校长刘树杞因事务繁忙而辞职。于是教育部任命王世杰为武大首任校长。5月上任伊始，王世杰校长便致力于珞珈山新校址的圈定、勘测、规划以及新校舍的建设工作。与叶雅各先生一道，率数十名民工于一夜之间将所有挡路坟墓全部挖掉，造成了不可变更的既成事实。坟主们虽将此事闹到了中央，但也于事无补，这段宽10米、全长1.5公里的公路最终还是按照原定路线完成，于1930年2月通车，命名为大学路。他还特邀省府有关人员亲赴珞珈山现场考察，一致认为此地风景优美，有山有水，在此建校，启发文化，对武汉居民特别有利。
8月，省政府公布校园红线，东以东湖滨、西以茶叶港、北以郭郑湖为界，南面自东湖滨切至茶叶港桥头，总计面积三千余亩。学校用七块银元一亩水田、五块银元一亩山地的价格买下校舍用地。罗姓山主开始不愿舍弃自己的“风水宝地”，时任省政府建设厅厅长的石瑛亲自上门说服动员。当时山上葬有很多祖坟需要迁移，百余名坟主以新校舍破坏风水为由而阻碍新校址的圈定和校舍建设，甚至要纠集乡民跑到王世杰老家挖其祖坟，省教育厅厅长甚至唆使人在工地闹事。王放出一句话：“祖坟你尽可以挖，珞珈校舍一定要建。”国立武汉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曾昭安按王世杰的示意，组织教授会向教育部力争“像珞珈山这样的好地方，应该建校，无论哪个总统、主席也阻止不了”，结果获准。石瑛也积极支持王世杰，以“建校乃千年大计，不要迷信风水”严厉地驳复了反对迁坟者。
1932年5月26日，王世杰在珞珈山新校舍落成典礼上讲：“十二年前，我和李四光在回国途中曾经设想，要在一个有山有水的地方建设一所大学，今天这个愿望实现了。”最后指出：“本校的工程，尚只完成一半，此后需要中央及地方的指导与帮助正切。我们的建设不仅是物质的建设，还有最大的精神建设，无论在学术建设方面或文化事业方面，我们都在努力。请大家看看我们所走的路是不是中华民族的出路，是不是人类向上的路！”同时，王世杰与叶雅各亲自带领师生在珞珈山造林，半年植树50万株，使园林化的校园里的中西合璧建筑群更为秀美壮观。 在发展武大的思路上，王世杰认为：“一家大学能否至臻于第一流，端赖其文学院是否第一流。有了第一流的人文社会科学诸系，校风自然活泼……有了好的文学院，理工学生也会发展对于人文的高度兴趣，可以扩大精神视野及胸襟。”唯此，当年武大文学院人才盛极一时：闻一多、陈源、朱光潜、叶圣陶、钱歌川、吴其昌、苏雪林、凌叔华、袁昌英，等等。在教育学生方面，他注重“人格训练”，他认为“人格的训练……至少应该与知识灌输占同等地位。”要求学生“好学、吃苦、守纪律。”“在课堂上、考试上，以及人品性格修养上……造成良好的学风。”他最喜欢给青年题的词是：“择善固执”。1933年，王世杰升任教育部长。他在离别武大的讲话中说：“无论现在或将来，无论兄弟在校或不在校，对于四五年来我们百余名教职员与数万名同学共同扶植与共同爱护的这个大学，必须继续努力。本校今后的一切发展，兄弟闻之固然要引以为愉快；本校今后如果遇到有任何艰难困苦，兄弟必不视为在校同人义当独任的艰难困苦，而是离校者与在校同人当共同背负的艰难困苦。”
今天，当我对武汉大学1930年代建设的信息进行网络搜索的时候，才第一次真正了解到武汉大学的建校史。 从道理上来讲，我了解这个建校史比应该的时间晚了20年。 但是，因为武大建筑的传承，因为发达现代网络技术和Google搜索，我重温了武大的历史和文化，尤其是王世杰校长的生平。 对于王世杰校长，我不管他的讲话“请大家看看我们所走的路是不是中华民族的出路，是不是人类向上的路！”是否已经被完全证明。 他的话已经在我的身上得到证明，我因为他走的路而更加有出路，而走着向上的路。 我也在“择善固执”，相信自己的价值，相信自己的价值超越房子、车子这些物质的价值。 在我眼里，武汉大学早期建筑群这些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殿堂”建筑贵如珍宝，而样式丑陋、做工粗糙的水泥壳子甚至更加丑恶怪异的一些钢架结构建筑就是垃圾。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