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造就人”。 其实，当人们称赞德国汽车高品质，感叹德国汽车生产商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的时候，还不如称赞德国“不限速”的道路交通法规好。 而德国的道路交通法规敢于让人们不限速，基础是德国道路的质量超强。 当很多汽车高速行驶于公路的时候，对公路的要求甚至比对汽车的要求都高。 在持续高速汽车的压力下，道路不会破损，不会出现凸凹或者小石子脱离路面，成为高速汽车的“杀手”。 所以，真正需要强调的并不是德国的汽车质量，而是要强调德国道路的质量。 所谓“好马配好鞍”，而从交通系统的角度来说，真正的“好马”是道路。 如果道路质量不行，再好的车也不敢高速行驶，或者根本跑不起来。 而高质量的道路就需要高质量的设计、高质量的材料、高质量的施工装备、高质量的工程队伍和严格的工程监理。 或者说，德国车高质量的背后，是追求高质量的社会环境和文化。 那么，德国如何形成高质量的产品文化？这就需要从心灵家园、物质依托和文化传承进行思考。

当我们在不同国家旅游的时候，往往会发现社会的不同形态。 西安和北京是最具代表性的中国古迹旅游城市。 西安的兵马俑和唐代陵墓，北京的故宫、北海、颐和园、圆明园、十三陵、香山等等知名的旅游景点，都是规模极其巨大的工程，而这些工程都是为历代皇帝服务的。 在欧美国家的城市旅游，游览名胜古迹的时候，会发现一个现象。 总的来说，欧洲从东向西，皇宫和王宫规模逐渐缩小。 东部的俄罗斯有规模巨大的皇宫，越向西的国家，皇宫或者王宫就越变成众多建筑中，并不是非常出众的一部分。 如果把美国看作是欧洲的向西延伸的分支，那么美国就没有了王宫。 从华盛顿坚拒做美国国王开始，就意味着美国不再仿效其宗主国英国的立宪体制，而采取宪政共和的体制，美国老板头衔也变成了总统（President）。用中国话说，就是总裁，现在也经常被称为CEO。 而美国总统的府邸“白宫”也变成了White House（白房子），除了保卫设施和丨警丨察FBI军队人员多一些以外，跟平民住的房子没有太大区别，就连中国的地方富豪或者地方政/府都盖得起。 到加拿大就更显得“散漫”，人们主要关注的是“人声嘈杂”的国会，或者说是不同地区和不同行业为了自己的利益进行讨价还价，相互之间吵闹的“政/治集市”，对总督府或者总理府都不太关心了。

需要关注的是，欧美国家有大量历史悠久的教堂，或者教堂群。在欧洲旅游，有很多的博物馆、歌剧院和市民公园（花园）等等景点，居民区的房屋经常也可以作为历史文化传承的地点。 不过，除了这些地方之外，欧美城市中最为突出的是教堂。 大多数旅游发达的历史文化名城，都有知名的教堂。 在古代，当中国的主要资源都用来建设皇宫、官府和城墙的时候，欧洲的大量资源用来修建大教堂。 基督教在经过近千年的艰难挣扎成长之后，逐渐形成罗马教皇领导的宗教体制，并且与欧洲封建王权形成制衡。 从经济角度来说，每个宗教都是规模巨大的经济体，基督教也不例外。 基督教作为当时欧洲人的心灵家园，引导人们的思想和行为。 在欧洲，封建王权通过武力和荣誉的传承维护自己在国家的经济地位，并且通过收取地租或者商业交易税，实现自己的收入。 而基督教则通过教化人民，并且代表广大民众约束封建王权，然后主要靠信众自动缴纳的“十一捐”获得收入来源。 后来，基督教成为联合整个欧洲，抵御蒙古人和伊斯兰教入侵欧洲的核心力量。 随着基督教地位逐渐巩固，大部分欧洲都在信仰基督教，广大信众的捐款也就汇集成为巨大一个收入来源，而其中相当的一部分变成了修建大教堂的建设资金。 就这样，在整个欧洲尚处于贫困之中的时候，大规模的教堂工程建设如火如荼展开了。

很多人知道管理大师德鲁克关于“三个石匠”的故事： 有人问三个忙碌的石匠他们正在干什么。第一个回答道：“我在挣钱谋生。”第二个回答道：“我在做全国数一数二的石匠活儿。”第三个石匠目光炯炯有神地说道：“我在建造一座雄伟的大教堂。” 德鲁克将第三个石匠作为管理者的典范，强调目标管理对于组织发展的重要性。 那么，为什么德鲁克会强调石匠和大教堂？因为可以说，石匠和大教堂是欧洲制造业文化的起源。 世界知名的巴黎圣母院始建于1163年，整座教堂在1345年全部建成，历时180多年，是著名的“跨世纪工程”。 而德国科隆大教堂(Kölner Dom)则是建筑时间跨度最长的大教堂。科隆大教堂是德国最大的主教座堂，始建于1248年，一直到1880年建成，从开工建设到彻底完工历经632年。整座大教堂全部由磨光的石块建成，整个工程共用去40万吨石材，加工后的构件总重16万吨，并且每个构件都十分精确。 可以想像，如果一个人家世代为石匠，在科隆大教堂做工，而每代人的年龄间隔为21岁的话，那么要经过30代人的努力。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工作能够快速实现回报，而如果告诉一个人，他的工作只有在30代人以后才真正得以实现，那么他将是什么样的想法？ 可以说，只有出于教会的需求，出于信仰的要求（上帝给予的任务），出于建设心灵家园的目标，让其中的建设的人们即使看不到自己的工作成果，也在兢兢业业，恪尽职守。可以说，只有为人们的心灵找到家园的信仰，才能够穿越时空，让人们经历如此漫长的时间，仍然能够善始善终，最后竣工。

文化就像鱼生活的水，而文化本身来自于最佳实践。 已经习惯于教堂的欧洲人自己可能不会觉得什么。但是，在我这个非欧洲文化背景下成长的人来看，古希腊的雕塑和中世纪欧洲的教堂，是决定欧洲制造业文化的两个关键象征。 尤其是对于德国人来说，科隆大教堂虽然经过了600多年的建设，但是它的建筑者都持有同样的信仰，而且绝对忠诚于原定计划，另外建设执行者（工匠们）也在保持着始终如一的品质。 在这个过程中，信仰这种无形的力量，一直在激励着人们，最终让后人看到科隆大教堂圆满完工后的效果。 在一个社会中，人们往往会仿效自己觉得最好的东西，也就是“最佳实践”具有强有力的文化榜样效应。 比如说，中国1959-1976年间完工的建筑中，会场往往仿效人民大会堂，楼房仿效苏联式的方盒子。 改革开放之后到21世纪，不同的人们出于不同的知识和文化背景，开始仿效不同的建筑。 比如说，有的地区仿效故宫和天安门，有的仿效白宫。 而在北京，这些仿效的结果汇集起来，就形成了很多以欧美城市或者文化命名的小区，或者直接就叫做“CBD”、“燕莎商圈”，给人感觉进了“联合国”。 而在德国，人们只需要天天看着外观、结构和做工都非常精湛的教堂建筑群，就应当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 如果生产出质量低劣的产品，那就跟教堂创造的社会文化氛围“格格不入”。 而教堂建设过程和结果对社会文化的影响，可以理解为“环境造就人”的一种方式。所以，德国的机械、汽车工业发展虽然缓慢，但是一步一个脚印，保持着在世界市场的强大竞争实力。 而经历“刹车门”事件，追求发展速度，车型推陈出新速度很快的丰田汽车在人们心中的形象大损，也提升了奔驰宝马奥迪等德国车的“含金量”。 可以说，这些都与教堂和石匠文化影响密不可分。

教堂可以看作城市的关键支点，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城市的发展格局。 欧洲教堂的建设耗资巨大，曾经差点让教会破产，后来迫使教会通过销售“赎罪券”集资，也引发了由马丁路德为开端的“宗教改革”运动。从此，新教（基督教）从以前的教会系统（天主教）中脱离开来，并且改写了世界历史。 那么，前期巨大的投入，通过强有力和精巧的结构、坚硬的石材作为主材料，以及追求精益求精的精神，让这些教堂非常稳固，可以长久耸立和使用，修缮成本也相对较低。这样的建筑看上去成本很高，但是如果考虑到持续的使用，不用经常的“推倒重来”，那么从长期是成本较低的一种方式。 而且，德国不少城市以教堂（心灵家园）作为城市发展关键支点，开始进行有系统规划的城市发展建设，逐步形成城市市政设施网，为城市的良性发展和功能完善的创造基础； 在城市功能完善后，主要进行建筑的建设和翻盖，实现居民合理的生活空间。 随着时间的推移，城市建设在基础设施和各种建筑已经基本成熟的基础上，开始了进行建筑修缮和提升，创造适宜人居的生活空间； 最近，德国开始了“生态型可持续城市”的尝试，推动城市的集成化可持续生存。 有的人看到德国的市政和建筑似乎没有改变，就以为德国的城市发展停滞不前，这实际上是非常表面和浅薄的看法。 因为，以德国为代表的欧美城市发展，是真正社会发展的体现，反映出“一次做好，循序渐进”的社会财富积累模式。那么，我们就通过欧美城市发展的方式，思考消费思维和社会财富积累，探讨制度经济学及其中国城市的发展状况。 （待续。 还有较多内容，我将加紧写，并且尽量及时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