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中国农业“消灭中间商”,中国农业合作社实现“与消费直接见面”的关键障碍在哪里?最近几年,各地“专业合作社”轰轰烈烈地展开了,一个省有上万家“合作社”毫不奇怪,而这些合作社从整体来说,仍然处于“小而散”的状态。 “小而散”的原因,从表面上看是因为时间短,大规模的农业合作社建设需要时间。 然后,更深层次的原因是这些农业合作社除了缺钱之外,更是缺乏人才。 第一,农业合作社缺乏具有战略眼光的管理人才,因此难以加速当地不同合作社的横向整合,以及各地专业合作社的纵向联合。 从宏观社会经济的角度思考,专业合作社的意义首先是减少“一窝蜂”造成的农产品价格大起大落,减少宏观经济层面的社会浪费以及农民亏损; 其次,才是通过提高品质,提高产品售价,促进农民增收。 但是,现在各地“小而散”的农业合作社不仅解决不了“一窝蜂”的问题,甚至有可能在一些情况下,加剧这个问题的严重程度。 因为小合作社一般都是根据现有的市场行情,然后“自行其是”扩大生产规模。 当某个农产品赚钱的时候,各地的合作社也会效益很好。 然后,大家在赚钱之后,都大力发展相关的农产品,并且带动更多的农户进行种植。 这样的情况就促进了“一窝蜂”的情况,从宏观上加剧了特定农产品“供过于求”,导致农民生产出来农产品之后无人收购。
对于这样的情况,在农业发达国家,一方面国家要通过市场预测进行引导调节,防止农民“一窝蜂”种养殖某个产品; 另一方面,就通过农业合作社的全国性调节进行具体分配。 比如说,“一村一品”工程,就是让农民长期种养殖某种农产品,从宏观上把农业种养殖分散开来,增加农产品多样性,防止出现“一窝蜂”;从微观上增加农民的对于特定农产品的专业化种植能力,促进职业化农民群体的形成。 而要到达这样的目的,全国性农业合作社的联合体将起到关键性作用。 比如说,各地方专业合作社通过地方联合形成省一级的机构,而省一级的机构通过进一步联合,形成全国性机构。 然后,各省一级的机构在全国机构里讨价还价,协商特定农产品的产量,防止“一窝蜂”,而且可以有效加强合作,促进农产品出口。 因此,只有加快不同地区专业化合作社的整合,让不同地区的专业合作社真正形成微观层面竞争,宏观层面联合的关系,特定农产品价格大起大落的情况才能够有效减少,市场才会很快形成良性竞争的局面。 那么,不同层级合作社的组织和管理,合作社之间的沟通与协调,就需要大量的优秀管理人才,进行专业化、系统化的工作。 其中,最为核心的是,通过制定合理的合作社协调与合作方案,协调不同合作社之间的关系,在“优胜劣汰”的相互竞争原则下,尽可能照顾到绝大多数社员的利益。 打个比方,这就像成立OPEC组织,但是比OPEC组织更加复杂。 因为OPEC组织只需要打几口井,然后在祖宗留给自己的自然资源之上“坐享其成”石油的暴利就行;而专业的农业合作社则意味着无数农民的辛勤劳动,以及大量的经济投入,同时产出有限,所以需要非常地“精打细算”。 而在合作社层面上,尤其是合作社联合体层面上出现战略偏差,就会严重损害广大专业农户的利益,进而影响广大消费者的利益。
当不同的专业合作社组织起来的时候,就需要大量的优秀管理人才。 而如果各地的专业合作社开始联合起来,就需要具有战略眼光的优秀管理人才,引导整个行业的方向。因为,全国性农业合作社系统要起到全国专业种植资源的引导和整合作用,本身就要具有很强的组织协调能力,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 大家都知道,把小舢板连接起来成不了航空母舰;同理,缺乏优秀管理人才的低水平合作社,相互进行低水平的联系,也形不成具有决定全国市场能力的大专业系统。 那么,未来的农业的发展急迫需要具有战略思维的管理人才,大量需要具有专业能力和经验的管理人才,充实到全国性和省级农业合作社系统。 问题在于,中国教育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目的主要是培训“工具人”,难以培养具有战略思维的管理人才。 就像不少人评论国外的大型跨国公司,说公司里优秀的人才和高速成长的业务,都不是从这些公司里培养出来的,而是从这些公司里“逃”出来的。 所以,大型跨国公司持续进行文化变革,尽量多让一些人才和优秀创意“逃”出来,避免自己成为很快就要灭绝的“恐龙”。 目前,中国的教育系统和社会机制也一样,具有战略思维的优秀管理人才很难从这个系统中“逃”出来。 这也就意味着,中国的农村合作社缺乏大量的相关管理人才,而没有优秀管理人才的话,基本上不可能建立高效的全国性农业合作社系统。
其次,要实现农业合作社与消费者的“无缝衔接”,需要大量的优秀营销人员。 优秀营销人员的意义在于,在组织弱小的情况下,能够准确地找到客户,实现销售。 日本小松机械在很弱小的时候,就筹划着打入美国市场。 但是,当时卡特彼勒等实力雄厚的美国机械制造商控制着美国市场,似乎小松在美国市场根本没有机会。 但实际上,小松通过富有冒险精神的市场营销人员,建立与用户的直接联系,通过对用户实际需求的理解和非常实惠的营销方式,迅速获得了相当的市场份额,小松也因此很快成长为世界级的机械公司。 同样,中国的农业合作社也需要大量的营销人员,了解城市居民的消费特点,并且通过与城市居民建立直接的联系,实现农产品的直销模式。 比如说,我认识的小商贩夫妇,他们就可以成为优秀的营销人员,因为他们长期“打游击”,必须得了解北京的地形特点,还需要了解市民的需求特点,而且“随行就市”,然后才能够生存下来。 他们通过多次“进小西红柿,不好买,两天才赚5元钱”的受挫经验,也经历过很多次晚上8点多就东西卖光的成功经验,等于是交了不少学费,学习我所居住的北京小区的消费特点。 如果让他们这些具有三轮车小商贩经验的农民们,成为农业合作社的营销人员,会很快把农产品打入北京市场,迅速通过略低于市场价、远高于批发价的价格,在北京的居民小区实行大规模销售,让农业合作社获得丰厚的收入。 再加上,通过减少蔬菜消耗环节,加快蔬菜流转速度,农业合作社能够显著提升利润,也就是农民能够显著提升收入。 而这些小商贩们也就能够成为职业营销人员,在农村受到广大农民的尊敬,同时因为自己的贡献,获得较高的收入,加快农民群体成为职业农民的进程;而他们在城市成为“坐商”,和城市人成为关系平等的朋友,提升自己在城市的地位,也提升整个农民群体在城市的形象地位;从城乡结合的角度,他们能够成为城乡实现真正沟通的桥梁,促进城乡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城乡一体化进程。 但是,城管的“清除”行为,让这些推着三轮车的小商贩们消失了。 而如果从社会宏观层面来看,消失的不仅仅是这些小商贩们一个还不错的生计,城市居民们方便实惠的采购途径,更是失去了加速现代农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而这样的机会在不知不觉之中就失去了,所以更多的农民仍然在平均每斤蔬菜7分钱的困境中挣扎,更多的市民在高食品费用的同时,仍然天天提心吊胆,不知道什么时候有毒有害蔬菜会轮到自己。(待续)
第二,农业合作社促进农业经济的“品牌化经营”。 在整个农业产业链中,市场引导着农业的发展方向,科技推动着农业的发展步伐。 那么,农民在农业中能够做什么,才能提高自己的收入? 就是携起手来,共同建设地区性农产品品牌,提升产品溢价,提高农民收入。 地区性品牌是农产品品牌建设的主要形式。 不同地区的气候、水土、农业作业方式、农业科技水平、农民素质决定了当地的农产品质量。 比如说,法国葡萄酒、加州甜橙、新西兰牛奶、意大利西班牙的橄榄油、泰国香米,都是主要依托于当地的环境,并且结合科技与科学合理的耕种模式,树立起世界知名的农产品品牌。 而以色列的西红柿、甜椒和乳业,则主要依托于先进的科技和高素质的农民,建立起很好的国际声誉。 而农业合作社则通过统一品牌,统一操作模式,提升农民素质和技能,统一作业标准,统一并持续提升农产品质量,达到建立农产品的地区性品牌,提升农民收入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