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农产品市场，最有效的市场机制可以定义为“长期消费者”机制。 这个机制可以总结为，让农民直接面对长期消费者，确立严格的产品标准，同时给农民留出合理的利润空间。 比如说，在前面乳业分析中提到的，美国牛奶牧场与市场的衔接。 美国的奶农负责把奶制品送到超市，而超市收取少量的费用，再分销出去。 通过最简易的包装、最短的运输距离、最低成本和快捷的分销方式，将牛奶从牛奶牧场送到消费者手中，然后再从消费者获得销售收入，并且从国家获得资金补贴。 非常简单清晰的产品生产和销售过程，除了超市的低成本分销方式之外，没有额外的“中间商”从中“揩油”。 在这种简单清晰的牛奶产业链中，美国奶农要为他们生产的牛奶质量负全责，直接对消费者负责。 因此，他们需要严格执行美国的牛奶质量标准，包括抗生素质量标准，不能随意给奶牛打抗生素。 另外，他们还要执行严格的防病防疫标准，遇到严重疫情必须迅速报告食品监督局。 在疯牛病从欧洲蔓延，搞得人心惶惶的时候，美国也发现了疯牛病。 但是，因为采取隔离措施得当，而且美国牧场主迅速执行美国的新饲养标准，因此再也没有发现过疯牛病病例。 那么，对于发生相关损失的农民，保险公司和国家会给予相应的赔偿，让农民能够很快“恢复元气”。 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奶农有足够的动力，严格遵守国家标准，然后获得自己的合理收入。 当然，如果经过食品监督局的随机抽查发现，某个农场主生产的牛奶抗生素超标，而且调查发现是农场主故意添加的抗生素，那么这个农场主不仅要面临严厉的罚款和刑罚，而且他们全家在当地也要受谴责，在乳业行业也无法立足。 人活脸，树活皮，没有了尊严的人受到严重鄙视，被认为是losers。 所以，可以认为，美国农民是很有责任心的。 当然，责任心是他们的生存根本，没有了责任心，如果食品安全出了问题，他们轻则倾家荡产，重则有牢狱之灾。 所以，真正市场经济的结果必然是社会诚信有保障。

另外，我在前面用了大量文字，其实是试图证明一点：在微观市场层面，如果中国的农民与自己农产品的消费者建立起长期的供求关系，那么他们也会负起责任来，认真地提供质量合格、价格合理的农产品。 而宣扬农民素质低，因此需要“大力监管”的人，如果不是无脑，就是别有用心。 什么是别有用心?就是通过宣扬农民愚昧落后，素质低下，因此剥夺农民本来应该拥有的权益，然后通过盘剥农民而获得自己的好处。 这样的结果是，农民进一步失去生存空间，然后更显得愚昧落后，并更加严重地被压榨。 所以，从微观层面，明确不是因为市场经济，而是因为伪市场经济，导致农民“唯利是图”，是树立新的农业组织方式的前提。 而且，当微观经济汇集成宏观经济，同样也可以证明，农民如果能够获得市场化的生存环境，同样会对自己的产品负起责任来。 而中国对日本的农产品出口，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据。 在农产品出口过程中，中国的广大农民虽然没有国家的补贴，但是他们本身愿意通过自身的努力，持续提升产品质量，保证产品质量标准，所以仍然通过种植出口蔬菜，获得合理的收入。尤其是在日本对从中国进口的农产品实施“肯定列表制度”之后，各种检验标准严格到非常苛刻的程度，导致中国农产品对日出口明显减少。 但是，仍然有大量的农产品符合“肯定列表”实施之后的标准，因此中国对日本的农产品出口还在继续。 为什么在这么苛刻的条件下，大量中国农产品仍然出口日本？ 因为，日本整个国家就像一个“长期大客户”，只要农民们按照严格的质量规范种植，并且提供合格的农产品，农民们就能够获得较高的收入。 而且，“肯定列表”的追溯机制在原则上可以明确到个人的种植。 因此，没有农民愿意成为“害群之马”，让整个中国农产品的信誉因为自己的问题而受损。 所以，虽然大量的农民在苛刻的质量标准要求下，大量种植着出口农产品，但是新的食品安全问题发生情况很少，说明绝大多数农民都是非常认真负责的。

同时，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中国频频曝光有毒农产品事件。 在日本，一个“毒饺子”就引发轩然大波，导致中国食品形象严重受损，使中国农民和食品加工企业更加慎重，防止出现新的食品安全事件。 但是在中国，一个消费者如果吃了什么东西导致食物中毒，往往就会被忽略不计。 如果是很多人同时吃了某个东西，导致慢性中毒，也可以忽略不计。 只有很多人同时吃了某个东西，导致急性中毒，才有可能引起注意（当然也有可能不引起注意）。 或者说，食品安全检验机制在哪里，大家都不知道。 同时，比如说大量蔬菜进入了北京，到了新发地、岳各庄这些大型批发市场，然后再通过这些大型批发市场分批到各个菜市场或者超市。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蔬菜的来源就会混乱不清了。 如果发生有毒蔬菜问题，人们可能都找不到这些蔬菜是从哪里来的。 而从农民的角度来说，他们只需要把蔬菜种出来，然后卖出去。 而收购他们蔬菜的人，关心的主要是表面的成色和产品的重量，对于农产品的内在品质并不关心。 而且，有的相关部门发现某种蔬菜有毒时，不是及时进行公示，并且追查问题的源头，反而习惯性地隐瞒问题。 就像最近发生的毒豇豆事件，海南相关部门认为武汉部门“不够意思”。 因为武汉的相关部门没有“潜规则”，而是通过“曝光”的方式进行处理，引发了海南相关部门的不满。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被曝光的问题蔬菜与没有曝光的相比，可能连“冰山之角”都谈不上，而是“凤毛麟角”。 所以，农民们为了提高蔬菜的色相，提高蔬菜的产量，大量用高毒农药“浇根”，用其它有毒有害方式让蔬菜变得“好看”，就很容易理解了。

而中国农产品安全的问题就变成“博弈论”中，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柠檬车”理论的典型案例。 乔治.阿克洛夫1970年发表了名为《柠檬市场：质量不确定性与市场机制》的文章。 他的分析表明：在二手车买卖中，卖主对这辆车的性能一清二楚，比如它的行程，它的经历，它的一切；同时，买方却只能从这辆车的外形来作各种揣测，或者是从试车的那一刻的感觉来推断。于是，问题就出现了，由于这宗买卖的信息是不对称的，也就是说，买卖双方对车的认知是完全不同的。 因为买方无法确定这辆二手车的质量，所以想让买方付款高价买二手车，比让他们用低价买二手车困难得多。 但在二手车市场上，因为好车车主只愿意以较高价成交，而次车车主却愿意以较低价出手。买主知道有一定的概率会买到次车，因此愿意出的价格就要打折扣。如果市场上的次车比例大到一定程度，这种折扣就足够大，使得好车卖方不再愿意把车投入市场。 随着市场上高质量旧车的退出，市场上旧车的平均质量就会下降，导致买主愿意支付的购买价格也随之下降，结果，又导致质量较高的旧车卖主被迫将车辆退出市场。如此循环，在一个质量分布不均匀的市场中，质量最差的旧车将在质量最好的旧车淘汰出市场后，还会依次把质量较好，质量中等和质量较差的旧车依次淘汰。 质量低劣的车在美国被叫做“柠檬”，所以到最后，市场充斥着“柠檬车”。 也就是“劣币驱逐良币”的意思。 那么，大家都不去买“柠檬车”了，于是市场失去了买主，也就导致二手车市场无法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