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澳大利亚则根据“地广人稀”的特点，积极推动农业远程教育。 对农民进行教育培训是澳大利亚农渔林业部的一项重要工作任务。澳大利亚的农业教育分为三大类：高等农业教育、中等农业教育和农业职业培训。 其中，国立、州立农学院通过职前培训和在职培训，对农机推广人员及农业从业者进行培训。 另外，政府还通过市场机制，根据农业发展需要，委托不同院校的培训机构对农民进行多种形式和内容的培训。 而澳大利亚最有特色的，就是系统完善的远程教育。 因为澳大利亚的农业区域非常广，每户农民都在管理非常大农牧场，居住非常分散，而且每户的需求差异很大，很难将这些农民聚集起来，进行集中培训。 于是，澳大利亚就利用现代科技，大量推进农业的远程教育。 澳大利亚的各级政府投入大量的资金，进行软硬件投资，支持远程教育，并且充分利用现代通讯技术的优势，推动教育培训的升级。 澳大利亚的远程教育已经形成多层次、多学科、多方式的大规模系统。 能够根据农民的具体需求，采取灵活的方式，提升农民的能力和技术，而且让农民学到的技术很快应用到农业生产中。

在农民教育培训上，以色列是值得反复强调的典范。 所有成功教育都有一个前提：言传身教，只有合格的教育者，才能够培养出合格的被教育者。 用中国话说就是：“名师出高徒，师不高弟子拙”。 以色列进行的是世界上没有先例的工程，是真正创造奇迹的农业系统，在贫瘠、缺水的土地上，创造出高产、高质量的农业成果。 在创造的过程中，必然是最优秀的人通过自身的理论探索，再加上实践经验总结，然后推广给广大的农民们。 以色列有多位世界非常著名的农业科学家或者相关专家，而这些科学家或者专家都在自己从事着农业或者相关的经营。 这种方式保证了，他们在探索过程中的每一项突破性技术，都已经被证实是成功的，农民们可以基本上不用走弯路就达到预期的目标。 从数量上，以色列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有15.84万，其中50％以上都是希伯来大学农学院或培训班的毕业生。 在质量上，以色列农业部每年都组织20 次以上的高新技术培训班，便于农民及时掌握最先进的技术，而这些著名科学家或者资深专家就是质量的保证。 而且，由于以色列的农民综合素质非常高，他们不满足于仅仅种田获得较高的收入，有一部分人还在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出新的技术或者新方法。 所以，很多以色列农民既是农业生产者，又是经济管理者，而且有自己的“一技之长”，成为政府农业技术部门的顾问或推广人员。 还有的农民就像袁隆平一样，进行杂交品种的培育，改良农业种植和畜牧养殖技术，或者研究市场需求等等，在狭小贫瘠缺水的土地上，创造出最大的知识技术价值。

从农业推广的组织方式来看，早在1949年，以色列国家农业部就成立了农业技术推广服务局，系统推广农业技术。 推广服务局根据不同的专业领域，设立了14 个专门委员会， 制定并且执行政府农业技术推广政策。 而且，还根据不同的不同农业生态区域条件，成立了9 个地区推广服务中心，将农业科技研发、技术推广和地域特点结合起来，推动农业的系统化发展。 推广服务局和地区中心的经费主要来自于国家财政拨款，只有10%来自农民的自助型基金，属于典型的国家资本行为。在这个推广系统中，国家推广中心主要从事信息与管理，包括收集、核查和分析各种来源的农业研究试验成果， 并把这些成果传播到各区域推广中心， 同时管理和监督区域推广中心; 区域推广中心主要负责将总部确定的试验成果传递给农民，并及时向总部反馈推广效果和需要解决的问题。 这种反馈机制能够让农业科研部门更及时地了解农民们面临的问题，并且及时通过研发，解决农民的问题，创造出科研的价值。 更重要的是，农业科研成果推广与农民教育，不是在房间里“纸上谈兵”，而且直接到农牧场演示、分析和解决问题。 这样演示的意义在于，能够非常直观地把问题讲清楚。 尤其是以色列的新移民，他们虽然知识水平比较高，但是很多人在最初并不从事农业，而且对于适应当地的气候环境等方面都需要一个过程，而农业推广技术人员的现场演示和解决问题，很好地解决了这些“新”农民们的困难。以色列国家农科院园艺所所长布鲁蒙费尔德博士就办有私人示范基地，基地中种有优质芒果、柿子、柑橘等品种，其科研成果以最快、最直观、最可信、最有效的形式直接被农民所认识，让农民认为这些技术他们值得去引用、去合作。因此，以色列每一项农业新成果、新技术都能以最快的速度得到应用和普及。

从农业推广的时间进程来看，以色列农业推广体现出“波浪式推进”的特征。 以色列的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与研发系统的衔接非常密切。 每当农业研发系统发展出新技术，技术推广服务人员便积极行动起来，通过出版实用技术手册、新技术光盘等传播手段，向广大农民普及最新的技术。 而且，专业推广服务人员则利用全国农业技术推广网络系统回答或现场解决问题。 另外，政府主管部门、研究机构和农户共同出资建立的农业技术推广站，主要任务是推广农业新技术和新品种，帮助农民解决生产中出现的问题。由于技术推广站部分由农民出资，所以农民就把自己最急需解决的问题提到推广站，要求推广站解决，因此推广站能够更快捷地解决农民们的问题。 而且，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和推广站经常举办各类新技术培训班， 从而使农民能较快掌握农业新技术。 就这样，通过一波一波关于市场知识、种植新技术、作物新品种的培训，持续提高农民的生产技能和市场知识，更快地推动新技术应用，推进优良品种更新换代等等，让以色列的正农业保持着领先地位，维护以色列农业显著的国际竞争力。

从国家的长期粮食安全角度，农业教育应当是“从娃娃抓起”的教育。 日本的农业经济虽然相对萎缩，但是在中小学教育中，保证最基本的农业教育内容的比例。 如果出现粮食危机，日本一些高素质、高知识的人口可以很快转向农业，创造出类似于以色列农业的效果，保证国家的经济与社会安全。 前几天，我跟同学聊天，他不知道我正在写农业方面的帖子，但是主动说起中国的农村问题。他用“毛骨悚然”四个字形容在农村看到的景象。 他的结论是，根子出在农业教育上。 他当时是这么表达的，在每一个比较大村子里都设置小学校，让儿童们在下学之后和假期里，帮着家里人干农活，这样能够让孩子从小就知道如何种地。 但是，现在的农村，年轻人都出去打工，只留下老年人种粮，年轻人根本就不会当农民。 而现在撤掉乡村的小学，在城镇设立中心校，让孩子住校。 很多家长也跟着改造，在城镇中心校附近租房子。 这样的结果是，孩子从小就脱离了农业。 那么，以后中国就没有会种粮食的人了，而如果没有具有知识和经验的农民，中国这么多的人口和这么少的土地，吃饭都会出大问题。

我后来也在思考，为什么中国的农民教育会出现如此严重的“断代”现象。 由于中国不是一个“平民化”的社会，因此产生一系列问题。首先，农民是一种身份。 在中国，农民虽然在口头和纸面上被重视，但在真实世界里是一个卑微的身份。 而在“平民化”社会中，农民是一种职业。 而把农民看作职业，那么就应当有职业教育、在科技迅猛进步的环境中，应该确立像荷兰、以色列这样的终身职业教育。 而且，就如同巴菲特几岁开始就是“财迷”、比尔 盖茨十几岁就最先接触电脑，农民也应当从小就开始在生活中进行“职业教育”。其次，国家缺乏大力推广农业科技的动力。 从小生活在锦衣玉食环境中的人们，是能够问出来“为什么不吃肉”的问题的。 当一个富豪买了一整座山，种植有机农作物，自然放养家禽家畜的时候，他想的不会是掏出大量的金钱，进行农业科研，或者在广大农村推广农业科技成果。 他想的是在北京的“黄金地段”弄个四合院，在西山弄个别墅，买辆豪车，搜集古玩，然后显著更大的投资，获取更高的收益。 第三，对于年轻人来说，农村的问题更是文化的问题，不仅仅是农民的身份问题。 做农活的时候又苦又累，农村生活单调枯燥。 尤其是很多到了大城市的农村女性青年，脱离了农村繁杂的家务劳动，享受到现代城市生活的便捷，感觉很难再回到农村。 本来，根据经济学的“溢出效应”，学校不仅仅可以教孩子，还可以成为对成人进行教育培训的文化场所，成为让农民安居乐业的一个重要文化载体。 但是，学校消失后，很多农村更进入文化荒芜的状态。 这对于接触了大城市文化，希望持续接受新鲜事物的年轻人来说，更是难以忍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