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同样的意思，一个社会的主要特点都要反映到农业上。 而农业是非常讲究实用的产业。 所有关于农业的科学和技术，都是要大范围推广到农业上，这样才能够推动农业的发展，实现农业经济效益，而农业经济效益反过来在支持农业的科技进步。 从这个意义来说，农业科研的推广甚至比研发更加重要。 比如说，转基因技术已经成为世界农业的焦点问题之一。 在中国，一些不知道什么官/员批准转基因主/粮的种植后，人们不是针对批准转基因主粮的人，而是把主要矛头指向孟山都，说孟山都是罪魁祸首，认为这个决策是孟山都的阴谋。 但实际上，孟山都只是巨大的农业产业链条的很微小的一部分，它的综合经济实力很一般，否则它也不会被大公司收购，希望通过“依靠大树”获得自己的发展。 那么，为什么这些官/员要批准转基因主粮？ 关键问题在于，中国农业不仅科技研发力量薄弱，农业科技推广系统更是接近于瓦解。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农业的生产缺口越来越大，粮食危机的局面早已经形成。 那么，这些官/员急于希望通过转基因主粮解决粮食危机问题，也是可以理解的。 那么，对于关心中国农业的人们来说，反对过快、过早种植转基因主粮是必要的；但是，光反对种植转基因主粮没有用，更重要的是找到粮食的低成本增产方式。 而这个方式就是大量推行农民教育和培训，因地制宜借鉴和普及先进农业国家的成功技术和实践经验；另外，增加对先进技术的投资，通过应用先进技术，提升农业生产率。

转基因只是农业科研应用中很小的一部分。 比如说，20世纪80年代，以色列科技进步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已达到96％，科技进步是农业的唯一驱动力。 什么是科技进步？ 不仅重视农业科研，更加重视农业科学和技术的推广，不是让科技成果束之高阁，而是让科学技术真正成为农业发展的推动力量，这才是真正的科技进步。以色列农业科技推广投资规模大，各方积极配合，而且推广方法系统合理。以色列全国人均耕地0．0575公顷（合人均0．86亩）。人均耕地面积比中国的还小，而且自然条件恶劣，干旱严重，地下水含盐量高，难以利用。 针对这个问题，以色列的科技推广政策重点突出，化繁为简，确定“缺水”是以色列农业生产的核心问题，所以提出“节约每一滴水”和“给植物灌水，而不是给土壤用水”的简明口号。 以色列的农业研发和推广就是围绕节水展开，并且明确研发和推广的关键方向。 所以，科技研发和推广聚焦于滴灌、喷灌技术，并且严格根据作物生长需求，实行节水灌溉，使水的利用率达到95％，节水50％一70％，而且城市废水回收再利用率达30％以上。 这些措施让曾经死寂的内格夫沙漠逐渐变成了生机勃勃的绿洲，棉花的单产更是超过了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以色列建国以后农业总产值增长了12倍，但是农业用水量和最初基本相当。 另外，1999年农产品出口总额12亿美元，按农业人口计算，人均出口6988美元。而当年我国农产品出口总额155．33亿美元，平均每个农业人口18美元。

需要明确的是，在农业科技推广过程中，教育和技术是两个不同的细分概念。其中，教育作用于农民，技术作用于土地。 对农民进行教育培训，能够在不改变其它要素的前提下，通过提升农民们的内在素质，达到提升农产品质量、降低农产品成本，也就是提升农业利润的目的。 而在发达国家，农民教育培训的经费主要来自于国家资本，由农业专家和广大农民共同决定，农民需要什么样的教育培训课程，以及如何进行教育培训。 技术推广的重点是土地。 通过提升土地其它及相关要素的质量，帮助农民们更容易地提高农业利润。 而从资金来源上考虑，技术推广主要由商业资本参与。 农民通过利用先进的农业技术，提高农业生产率，提升农业利润，支付商业资本的销售与利润。在日本，国家为了保护农民们从事农业的积极性，对农民的技术应用提供大量的补助，补助有时候比农民的产出还高，说明日本的国家资本有时候在做着完全亏本的生意。 。

在中国，科技进步的相关数据比较混乱。 有的报道说，中国科技进步对农业生产的贡献率仅为30%，远远低于发达国家60%－70%的水平。 有的报道说，中国农业科技进步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从1949年的20%提升到最近的42%，还有的数字说是47%。 当然，从国家统计局公布2009年房 价上涨1.5%的数据来推演，那么具体中国农业科技进步到底是多少，谁也不敢说自己就是对的。 当然，人毕竟不应当用脚来适应鞋子，而应该让鞋子来适应脚。 那么，如果数据是鞋子的话，我们应当考虑一些具体的情况，抛开鞋子看真实的脚。 那么，什么是具体情况呢？ 比如说，以前中国还有农业科技推广体制，但是无法适应社会变化的部分，于是就开始瓦解。据有关统计资料数据显示，我国平均2000多个农业劳动力中只有一名农业技术推广人员，而美国平均每400人就有1名农业科技推广者。从学历结构来看，全国农业科研机构具有大学以上学历的人员为3万人，仅占职工总数的1/3；具有硕士以上学历的科技人员仅占农业科技人员总数的3%，而且，一些地方基层农业技术推广站变成了无办公场地、无试验基地、无试验仪器、无信息设备和无交通工具的“五无”站。

2004年，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农科院生物技术研究所所长黄大昉跟随一个“科技兴农”调研组在江苏、湖南、贵州调查。 在贵州某地农业科技推广站看到的情景。3月8日晚上，黄大昉向记者描述在贵州某地农业科技推广站看到的情景：“我们走进屋子，里面空空的，连办公桌都没有，有几个柜子，很陈旧，里面也是空荡荡的，基本的资料和档案都没有，看了真让人心酸。用‘网破’、‘线断’、‘人散’来形容基层农技推广服务体系一点也不为过。 有些农技站甚至连办公的地方都没有，‘一把尺子、一杆秤、两条腿’就是他们基本设备。据贵州省某农技员反映，他所在的农技站只有1/3职工的1/3时间在搞农业技术推广。此外，部分基层农技站高龄、低学历人员多，专业人员很少，人员与知识都难以更新，严重地影响技术服务质量。我们也到了湖南，湖南的基层农技站也一样有很多困难……… 许多农业科研单位科研缺乏必需的基本物质条件和技术条件，创新乏力，后劲不足，处于‘有钱养兵，无钱打/仗’的窘境。因此，尽管国家每年评出省级以上获奖农业科技成果6000余项，但是重大突破性成果很少，农业领域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已经连续7年空缺。技术推广经费的缺乏更直接影响了科技成果的转化速度，目前农业科研成果转化率仅为40%左右，真正形成规模的不到30%。 ”

没有针对农民的教育培训，没有足够数量的合格农技人员，解决农业难题都是空话。 比如说，人大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和绿色和平组织联合发表报告，报告指出，中国农民（尤其是北方地区的农民）使用的化肥量比作物需要量超出40%，这导致每年1000万吨化肥白白流失，而且过度使用化肥已经造成农田效率低下及环境严重污染等问题。 那么，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必然是通过农业科研，总结出有效的方法，然后对农民们进行大规模培训，并且通过农技人员根据不同情况，进行不同的相应指导，教农民用正确的方法施肥，成本低，而且还效果好。比如说，日本农业越来越呈现“有机化”特点，而这个特点与对农民的教育培训密不可分的。 日本农林水产省为从技术上援助农户走向“环保生态型农业”时代，日本中央农业研究中心从2001年开始推出了上千项技术情报，涉及病虫害防治、土壤肥料、除草等农业环境保护的全部领域，然后推广给各地的农户。 这些技术不仅有新技术，还有水田放鸭除草防虫等传统方法，将稻田中的杂草和害虫基本清除掉，而且不会损伤禾苗。 而日本农户也想了很多办法，比如说，用适温的热水取代化学消毒液给稻种消毒，用辣椒粉拌烈酒再稀释喷洒蔬菜的除虫效果毫不逊色于农药，都是通过试验之后进行传播推广，以低成本或者无成本的方法，促进有机农业发展。 现在，日本已采用 “环保生态型农业”耕作法的耕地，已占全部耕地面积的16%以上。 而在中国，因为缺乏大规模系统化的科研推广和因地制宜的使用，所以化肥、农药过量使用、危害人们健康的问题很难得到有效缓解。

荷兰则致力于发展农民的“终身教育”。欧洲属于人多地少，“小农经济”占农业主导地位的地区。 农业竞争力很弱，因此就农业问题长期与美国存在严重的贸易摩擦。 不过，荷兰是个例外，成为现代农业的典范国家。 而其发展的核心，就是通过发达的农业教育培训体系，培养高素质的农民。 荷兰的农业教育当做专门的系统科目，全程覆盖从初级职业教育到大学教育。 而且，随着农业科技进步的加快，荷兰倡导农民的终身教育。 在各个地区，农业教育培训中心完全向社会开放，开设不同层次、不同领域的课程。 而且培训中心学制灵活，还可以在晚间授课。农民为了应对市场波动，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学习进修的欲望强烈。 而且，大量荷兰农民受过高等教育，还有不少是硕士和博士。 通过科技创新和推广，荷兰从传统的农业弱国发展为现代农业强国。 由于WTO的规则限定，欧盟正在逐步减少农业补贴，这让很多欧盟成员国的农民都非常担心。但是，荷兰农民则相当自信，通过知识型农业应对全球化经济和农业经济波动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