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中国农业科技投入意味着什么？ 中国的农业科技人员“一钱不值”。 雷茂良研究员的《思考》中提到：“在基本事业费支出方面，以农业部直属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中国热带作物科学院（以下简称“三院”）为例，从2002年以来，国家财政对“三院”事业费基本支出拨款一直维持零增长。2001年至2003年，国家财政事业费基本支出拨款13.02亿元，年均4.34亿元，人均事业费基本支出1.91万元。(其中中国农科院仅为1.7万元)。而同期“三院”基本支出实际发生额为33. 95亿元，年均11.32亿元，人均4.98万元。财政基本支出拨款仅占实际支出的38%。其中用于离退休人员开支（工资、医疗费、房补等）年均约3亿元，占基本支出拨款70%以上，不少离退休人员比例较大的大所、老所，国家财政事业费基本支出拨款已经不能满足离退休人员的开支。在职人员的工资和维持单位基本运行的费用已经没有正常的渠道解决。基本支出拨款的概念对于农业科研单位来说已经名存实亡。” 也就是说，即使农业部直属的几个科学院，即使是研究员，在国家眼里也是“一钱不值”，只能自己出去找饭吃。 在这样的环境下，研究人员即使有心去做关系到国家农业发展的基础性研究，也没有能力去做。 因为，自己都养活不了，去考虑养活全国人的事情，似乎就显得太遥远了。 农业科研系统留不住人也顺理成章，需要人们自己去外面找活干才能发工资的单位，还叫做事业单位吗？ 由于高等院校和中科院系统受到国家的大力扶持，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远远高于农业科研单位，所以科技骨干纷纷跳槽。 而很多农业科研人才滞留海外也很正常，因为这些顶尖人才是美国最为欢迎的。 如果连中国农业科学院这样的单位，都留不住骨干技术人才，那也意味着，中国不可能建立起来像美国、日本、以色列等国的农业研发系统。

一个钻石随着克拉以算术级数增长的时候，价格也在进行着几何级数的提升。而一个农业科研系统的价值，也是按照个人、组织、系统网络的从小到大的规模“钻石价格”创造价值的。 随着个人到组织、组织到网络的算术级数的增值，农业系统建设难度也在以几何级数升级，而对于农业的贡献和全社会的价值也是以几何级数升级。 读过金庸武侠小说的人们，往往会赞美书中描写的大小，也有人幻想着自己成为书中的大侠。 但是，在中国农业技术研发领域，中国并不需要大侠，因为大侠总是在“单打独斗”。 中国真正需要的是“正规军”，而且是“海陆空”联军。 在一个大国中，出现袁隆平这样的人不难。 难的是形成一个可以持续运营的组织，将袁隆平的事业和创新精神传承下去，并且持久地生存。 GE、IBM、3M、HP、强生、默克制药等企业，都是通过持续的大胆创新，经过几十年或者上百年的历史，仍然保持着生存的企业。 而难上加难的是，建立像美国那样的强大农业科研网络，美国农业部、农业大学等不同部门相互之间密切合作，承担起从基础研究、区域性研究和推广、特定项目研究和推广等不同的领域。

一个杰出科学家实现的是“结果”，某些零星的、片面的成果，不具有可持续性，自然也就缺乏全球化市场竞争能力。 一个组织则实现了升级，开始关注可持续发展，持续研发新的产品，满足市场不断提升的要求。 而对于一个网络系统来说，重点则是培育组织的能力，保持现有组织的市场服务能力，并且持续孵化出新的更具独特竞争能力的组织。 在网络系统中，多个组织的相互沟通，通过组织之间规则的确立，以及长期的时间磨合，实现竞争淘汰，又相互合作的“集群效应”。 在农业研发机制上，中国与美国的差别在于：中国仍然保持着专业人才“一钱不值”的工作环境，所以中国的机制留不住人，更不用说建立农业研发系统了；同时，美国则通过强有力的国家资本投入，形成了完善有效的覆盖全国的研发网络，这个研发网络在推动美国农业发展，保持自身的生存基础上，支持了大量私营民营高科技企业的发展。 而这个网络持续吸引优秀人才加盟，支持美国农业的发展。

美国的农业研发网络，在基本机制上就像硅谷。 硅谷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以南圣克拉拉县帕洛阿尔托到圣荷塞市之间，长约50公里，宽约16公里，共70余平方公里的一个谷地。因这里的半导体工业特别发达，而半导体的主要材料是硅，故称为“硅谷”。它是世界上第一个高技术区。 通过短短几十年的发展，硅谷开创的高技术区已成为高技术研究开发的一种重要形式，被称作硅谷模式。 硅谷的起点是斯坦福大学。 近几十年以来，主要在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的系统知识资源支持下，硅谷模式以大学或科研机构为中心，科研与生产相结合，科研成果迅速转化为生产力或商品，形成高技术综合体。 它是继科学技术的个人研究、研究单位集体研究、国家组织的大规模项目研究之后，人类研究发展科学技术的又一种重要方式，是当代发展高技术产业的成功方式。这种方式是一种自组织系统。

在高技术领域，技术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表现为物化的科学知识，它越来越要求科学、技术与生产趋于同步。硅谷模式正是这种最新趋势的集中体现。在硅谷，大量学生利用自己的发明创造，在风险投资的支持下，自办高科技企业。就像Google的两个创始人，通过自己的教授认识了风险投资者。 就这样，大学、研究机构、知识型创业者和风险企业聚集在一起，风险资本家不仅向有发展前途的高技术公司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而且还提供管理和技术方面的咨询。 在硅谷成功的企业中，大学毕业生和研究生占有极大的比例和地位，他们在风险资本的支持下，将自己的高技术发明商品化。 硅谷的各个企业依托硅谷而发展企业，而硅谷则主要依托公益性的斯坦福和加州大学而发展。 虽然硅谷的高科技企业创造的销售和利润远远超过斯坦福和加州大学的经济预算，但是如果没有斯坦福和加州大学的基础支持，硅谷和它的高科技企业会很快衰落。

在发达国家，农业的商业资本跟硅谷的企业非常类似。 美国拥有世界上树立最多、实力最强的私人农业企业。 就像硅谷高科技公司和大学的关系，美国的农业私人企业能够发展起来，跟美国联邦和各州对美国国家和各州的公共研发机构的系统性和庞大基础密不可分。 比如说，现在美国私人企业投入农业科研的力量非常大，其投资规模已经占到整个美国农业研发投资规模的一半多。 而且，全国有数百家与农业有关的厂商从事研究工作，比如说规模较大的种子公司、农业机械公司、农业化学公司和食品公司，大都设有研究中心、实验室或试验站，主要从事技术开发、新产品试制方面的研究。 这些私人企业的科研机构，有着优越的工作条件、先进的仪器设备和较多科研经费，吸引了大批优秀人才从事技术开发、新产品试制方面的研究。

这些私人企业对美国农业科技进步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这些企业大规模进行商业资本投入，进行农业研发。 由于企业的唯一目的是赚钱，因此研发机构就要研发出直接可以卖钱的农产品成果，比如说杂交玉米、转基因蔬菜种子等。比如说，美国农业部的ARS 和大学是知识的提供者,主要分析和说明农产品的内在工作机理。 比如说，杂交玉米的知识来源于ARS 和大学，但ARS 和大学只进行玉米遗传、分子生物学等方面的研究。 然后，这些知识就进入企业研发机构，进行应用型开发，所有杂交玉米育种都在私人企业进行。 国家资本和商业资本不仅对种子等农产品基本材料进行研发的，而且也在持续开发适应国内农业所需的农业设备。当然，这些机械设备的最初的设计理念可能也都来自于ARS 或大学的研究成果。 另外，私人企业自己也会进行从初期的研发到后期的应用型研发的“全程研发”，最后变成适合农户需求的产品。 从农业经济角度来说，这些企业拉动了农业科技的需求，大约社会上60%的农业科研成果被这些企业吸收,并显著地提升了社会农业生产力。

在私人商业资本的农业研发投入上，非常值得一提的是迅猛发展的转基因农作物。 1983年美国华盛顿大学宣布成功将卡那霉素抗性基因导入烟草细胞，以及同年4月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宣布成功将大豆基因转入向日葵共同标志着植物转基因技术的诞生。 1985年，第一批抗病毒、抗虫害和抗细菌病的转基因植物进入田间试验，同年，美国专利局宣布转基因植物受专利保护。1986年，美国环保署允许世界第一例转基因作物——抗除草剂烟草进行种植。1994年，美国的转基因延熟保鲜番茄——“FlavrSavr”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的批准进入市场销售，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获许进行销售的转基因食品。1996年，美国的转基因作物开始大量商业化种植。此后，随着大量具有各种优良特性的转基因作物不断研制开发成功并获批投放市场，美国转基因作物的商业化种植面积和经济效益迅速扩大。 很快，这场发源于美国的新型农业技术，成为了席卷全球的农业生物技术领域的革命，而美国始终占据主导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