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景润的遭遇具有普遍性。 改革开放之后，知识分子很少引言获罪，也不再随便就受到批斗、体罚，各种待遇比头三十年好了。 但是，即使在中科院这个中国最高学术机构，即使是院士也经常也遇到各种困难，或者说刁难。 在1990年代，有的院士年逾古稀，生活不便，子女又不在身边，因此需要额外的照顾。 但是，当这些一辈子埋头钻研的中国最高级知识分子，在生活需要帮助，去找居委会，有时候不仅得不到照顾，还可能被刁难。 我的一位阿姨（她是归国华侨、一位知名院士的儿媳）退休后曾做过中科院某小区的居委会主任，她热心帮助中科院的退休知识分子，并且把给居委会的拨款都花在这些老知识分子身上。 结果，她和另外一个朋友（副主任）受到居委会其他人的冷言冷语，嫌她们给这些老知识分子花钱。 最近一些年，中科院院士变成了知识权威的象征，也有了比较大的资金的处置权。 不过，这又引来新的问题，新增选的院士绝大多数是由具有行政职务的人“转行”而来，染指这个“有利可图”的领域。 这样的结果是，专业人员又失去了专业级别上升的空间。所以，绝望的不仅仅是在工业、IT等商业领域的专业人员，包括中科院这些最顶尖的科研机构里年富力强、硕果累累、最有发展潜力的中青年专业人才。

所有的社会问题，最后都要反映到农业上。 陈景润能够当上院士，总的来说还算受到国家的认可。 还有个“老农民”，虽然对整个人类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但是长期连个院士都混不上，他就是袁隆平。袁隆平，出生于1930年，1949年8月考入了重庆相辉学院农学系，主修遗传育种学。1953年毕业于西南农学院（现西南大学），到湖南省偏僻的安江农校任教。 1960年，中国发生了全国性的大饥荒。他看到被饿死的骨瘦如柴的尸体，受到了强烈的刺激，决心在农业科研上搞出点名堂。经过5年的研究与实践，彻底推翻由传统经典理论米丘林、李森科的“无性杂交”学说，并推论水稻亦有杂交优势。通过培育雄性不育系、雄性不育保持系和雄性不育恢复系的三系法途径来培育杂交水稻，可以大幅度提高水稻产量。1966年，袁隆平的《水稻的雄性不孕性》发表在中国科学院的《科学通报》上，是他的第一篇重要论文，而这一刊《科学通报》却是文/革前的最后一刊。文化大革/命冲击了袁隆平的研究，其实验稻田育种甚至被人恶意破坏拔除。 但是，袁隆平仍坚持试验。为了增加试验效果，每年冬天，其与助手还去海南三亚进行水稻育种，甚至在路上把种子绑在身上，利用体温育种催芽。

今天，依靠爱迪生的发明和他创造的研发模式，通用电气公司仍然是世界上最受尊敬的企业之一，爱迪生的“集体研发”模式在世界各地传播开来，而他的发明创造精神得到发扬光大。 但是，袁隆平名字命名的上市公司“隆平高科”，实际上并不是袁隆平的企业，跟袁隆平没有太大关系。 为什么这么说呢？ 在2007年05月23日的CCTV新闻联播中这样介绍袁隆平：“杂交结束了水稻7000年来不能增产的历史，而世界上60%的人口依赖水稻生存，就是这样一项发明，袁隆平没有索取一分钱。很多人都说袁隆平很亏，但袁隆平说，他要不吃亏，8亿中国人就得挨饿。 1987年，袁隆平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奖给他的1万多美元拿出来设立了杂交水稻奖励基金，后来，他将10几次得奖的100万全部投入到这个基金会，1997年读袁隆平的博士的邓启云，正好赶上这个好时候，他的团队研究经费大都来自这笔基金，在袁隆平的指导下，短短5、6年的时间，亩产800公斤的超级稻就诞生了。 有人说，袁隆平你傻啊，拿钱给别人做研究。但现在回过头来看，袁隆平的杂交水稻每年光增产的部分，就能养活7000万人，而这个数字相当于世界上每年出生人口的总量。他失去的是金钱换回的却是全人类的幸福。”那么，袁隆平也是发明家，他跟爱迪生的差别在哪里呢？ 在美国，爱迪生的发明能够赚钱、赚大钱，然后让更多的研发人员跟着他的轨迹赚大钱；而袁隆平的发明不能赚钱，甚至在自己往里面贴钱，所以没什么人会跟着他干。 于是，清华北大的学生们纷纷流向国外。 因为，他们自己的父母含辛茹苦，花了巨资供自己上大学，首先要把这个投资收回来，然后还要养儿育女。 在现代社会中，作为一个高级知识分子，总不能像陈景润或者袁隆平那样，连个人基本的生存尊严都无法保障。

从宏观的角度来说，CCTV对袁隆平的介绍引发出两个问题： 1、为什么袁隆平不能赚钱，为什么他非得吃亏？ 美国的资本家没有让爱迪生吃亏，反而让爱迪生大大地“占了便宜”，结果促成了GE和现代研发模式，促进了美国社会发展。那么，袁隆平不吃亏，难道中国人就真的得挨饿吗？ 比如说，让袁隆平从他做出来的杂交水稻上，每斤收取2分钱的费用，然后国家把粮食收购价提高2分钱，难道不可以吗？ 2、国家的农业科研经费在哪里？ 邓启云赶上了这个“好时候”：正好袁隆平有了外国人给的钱，而且袁隆平给中国人争得了“荣誉”，在中国也受到了奖励。 于是，袁隆平有了钱。 这时候，袁隆平又体现出“高风亮节”的精神，自己节衣缩食，然后给他的研究团队基金。于是，邓启云成功了，亩产800公斤的超级稻诞生了。 也就是说，如果袁隆平不是恰好获得这些钱，袁隆平没有“高风亮节”，邓启云的时间就要浪费掉了，读博士的就等于白读了。 因为，如果没袁隆平的钱搞科研，读博士就等于是瞎耽误工夫。 那么，关键问题在于：中国的国家农业研发在哪里呢？ 说到这里，问题又回到了国家资本和商业资本的问题上。

在欧美日等国家，国家资本大规模对农业科研系统进行投入，支持现代农业的发展。 美国农业科技的资金投入力度既高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也高于国内非农业部门科技投入的平均水平。 如果算上联邦预算和各州预算，农业开支是仅次于军费开支的第二大开支。而在农业开支中，农业科技研发投入是关键性开支。从1958年开始，美国国家对农业科技投资额保持了年均8%的增长率。资金来源主要由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提供。 联邦政府农业研究经费通过农业部进行分类划拨。 美国农业部的农业研发投资，重点主要集中于没有直接经济效益但关系到未来农业科技发展的基础研究领域，比如说农业研究局等科研部门、各州的基础农业研究、大学与学院的研究和推广项目、各州的重点项目、独立的基础性研究项目等等。 另外，各州则根据相应的州预算拨款，主要投向州农业实验站，支持农业实验站应用性研发和基础性农业科技成果的推广。 在资金来源方面，农业部系统科研经费以联邦财政拨款为主，国家科学基金及其他机构也提供少量资金支持尖端技术研究，还从企业及销售产品、技术服务等获得比例非常小的资金。

在庞大的农业研发投入基础上，美国拥有庞大农业科研网络系统。 美国的农业科研系统由国立、州立、私立三个主要部分构成。 其中，美国农业部的农业研究服务局（ARS）是美国农业研究的主力，其按照农业区域特点和行政区划，把全美划分成八大区域。 然后，在每个区域设置了由农业研究服务局直接领导的科研服务机构，每个机构根据本区特点下设不同数量和规模的试验站、示范点或研究所。主要研究提供解决广泛的技术性农业问题和国家急需项目所需要的新知识、新技术，以保证优质食物和农产品的充足生产，满足美国消费者的营养需要，促进粮食和农业经济持续发展，以及保持优良的环境条件和自然资源基础等。农业研究服务局侧重于纯理论性基础研究，目的在于探索新知识或解决长期性、全国性重大战略问题，对全国农业研究起着领导和促进作用。另外，全美建有56个州农业试验站。州农业试验站依托于当地的大学，与州政/府进行合作。 它们在联邦农业研究服务局的统一协调和分工下，主要承担影响本州农业生产的重大技术难题的攻关研究工作，侧重于地方性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目的在于解决本州的地方性农业发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