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美国则把农民这个“弱势群体”变成了社会中的富裕阶层。 美国的市场经济路径就是，降低农民的机会风险，增加农民的机会收益。 以美国农业部为代表的国家资本，通过技术指导、信息指导、农业资金补贴等方式，让农民能够实现“保底”收入，就是降低农民机会风险的措施。 不论是因为荒年歉收，还是因为“谷贱伤农”，国家资本都会通过补贴，让农民们的损失减到最少。 同时，商业资本则行动起来，通过“高精尖新”的知识服务，增加农民的机会收益，帮助农民富裕起来，并且从农民富裕中获得“一杯羹”。 商业资本帮助农民增加收入机会的主要场所是，期货市场。

期货市场其实并不神秘，它只不过是标准化的远期市场。 比如说，中国农民往往在收获后，很快就交公粮或者把粮食卖给国家。 但是，美国大部分的粮食都是由农民们储存的。 那么，农民们就要面临两个问题：什么时候卖、多少钱卖。“什么时候卖”的结果就出现了远期市场；“多少钱卖”的结果就出现了投机。 比如说，北京的大白菜在12月份的时候是0.4元/斤。 这时候，农民如果有很大储存地窖的话，就要考虑是否应该进行储存。 如果储存到2月份的话，材料成本和人工成本共0.5元，损耗0.2元，白菜价格必须卖到0.7元/斤才能够打平成本。假如再考虑机会风险成本，0.9元/斤才能够打平成本。 那么，如果到了2月份，白菜价格达到1元/斤，储存大白菜的菜农就能够赚0.3元/斤，其中机会风险收益为0.2元，溢价收益为0.1元。 如果卖0.8元/斤，菜农表面上赚了0.1元/斤，但是因为机会风险造成的担惊受怕，所以农民会觉得不太合算。 这时候，如果一个商人在12月份的时候，跟农民签订一个合同，让农民在2月份供应5万斤大白菜，价格是0.8元/斤，预付0.3元/斤的定金。 那么农民也会欣然同意，因为商人承担了0.2元的机会风险，让农民稳赚0.1元/斤；即使商人最后违约，0.3元的定金也让农民提前收回了60%的初始投资，农民相信自己也很难赔钱。 那么，这个合同就是远期供货合同。 而如果把这个合同做个规范，比如说A级大白菜，数量是1万斤一个单位，在2月12日交货，地点是北京岳各庄农贸批发市场。 然后，买卖大白菜的人们，到时候就不管谁买或者谁卖，都按照这个规范合同进行交易，然后到时候找岳各庄批发市场管理部交钱取货，那么这就成了期货交易。

那么，期货交易如何增加农民们的机会收益呢？ 从刚才的农民和商人的交易来看，这个交易对农民来说是“有利可图”的，看上去是个自愿、公平、对等的交易。 但是，如果从资本的角度“鸟瞰”整个交易的话，那么整个画面可能就会发生显著的变化。 这个商人为什么要付给农民0.3元/斤的定金呢？ 原来，他经过系统的调研，认为到了过年，人们因为大量吃饺子需要白菜，而到时候白菜的价格可能达到批发价1.5元/斤。 那么，这个商人就要用0.3元/斤的机会风险，去搏0.7元/斤的机会收益，这就是资本的意义。 到时候，如果白菜价格为0.8元，那么商人就不赔不赚；如果白菜价格为0.6元，商人赔0.2元，如果低于0.5元，那么商人就赔0.3元；如果达到预期的1.5元/斤，那么商人就赚0.7元。 从商人多年的经验和对市场调研的分析，赔钱的机会微乎其微，而赚钱的可能性很大，所以商人就通过0.3元/斤的资本投入，去赌赔钱机会小，赚钱机会大的远期合同。 那么回过头来说，为什么农民不去赌呢?在传统的农业中，农民往往只会种地，不会去考虑市场。 尤其是小农经济下，小农的特点就是只注重眼前、只考虑蝇头小利，只要有一点利润就去做，不去考虑、也不会思考如何提升自己的收入。 当然，期货市场改变了一切，期货市场让农民不仅仅成为农民，而且成为具有资本意识的经营者，帮助农民们分享属于资本型商人的那块利润。

美国芝加哥商品交易所是粮食期货交易所的代表。 农民的主要特点是，生产规模小、缺乏自我拓展市场的能力和经验，所以主要依靠粮食中间商进行销售。 在期货交易所出现之前，弱小农民往往在与粮食运输商人进行交易的过程中，往往处于劣势状态。 芝加哥位于美国大豆和玉米主产区，同时紧邻美国的粮食主产区。 每年秋收以后，农民将收获的大豆和玉米等粮食都运到芝加哥市，然后从这里转运到全国和全世界。 但是在最初，每逢秋天收获季节，粮食大量集中上市，而粮贩们只能根据自己的能力进行采购。 遇到丰收的时候，农民们大量的粮食卖不出去，只好倾倒到湖里，蒙受巨大的损失。 而到了来年春季，粮贩和加工商又开始大量的购买粮食，粮食价格又会出现大涨。 为了让粮食价格在每年保持较为平稳的价格区间，人们开始设立远期合同，并且成立了芝加哥交易所。 再到后来，形成了标准化的可转让期货合同，芝加哥期货交易所也保持着世界最大的粮食期货交易市场的地位，它的粮食期货价格影响着美国和全世界粮食市场，成为国际粮食贸易的参考定价的标准。 通过交易商公开、公平、公正的交易规则和交易合约，弱小的农民们也能够享受到平等的交易。

在期货交易过程中，农民与其它贸易商站在同一个平台上“对话”。 在美国的期货交易中，大部分属于“套期保值”的合约。 大量的农民参与到交易中来，跟具有实际需求的用户建立起直接贸易的关系。 而且，很多农民可以借助国家的储备粮机会，为自己创造获利的空间。 对于国家来说，储备粮是在粮食价格过高时打压粮价的措施，不是为了获利；而对于农民们来说，农场主进行粮食储备的目，就是为了赚钱。 农民参加储备粮计划的时候，首先必须和商品信贷公司（CCC）在各地的分支机构签订合同。CCC负责按合同规定的数量向农场主支付储藏费用和低息贷款。参加储粮计划的农场主必须执行政府的粮食种植计划，对储备的粮食在三年内必须保证质量，且不能自行处理储备粮，否则要被罚款。只有当市场粮价剧涨时，农场主方可出售储备粮。当然，CCC有一定的限制条件，要求农场主必须在特定时间内归还贷款，以迫使其抛售粮食。如果此时农场主还想将储备粮留着，CCC就不再支付储粮费用和保证提供低息贷款。 通过这样的计划，农民们也有了通过储备粮获得“意外之财”的机会。

而且，由于市场的透明化，散户具有灵活的优势，而大户存在“船大难掉头”的问题，交易意图容易被散户发现。 由于美国农民长期以来就紧跟科技进步的步伐，因此大多数北美的农民们形成了通过互联网提供的数据，持续研究分析未来行情，并且根据对未来行情的判断，进行相应的种植计划和市场销售计划。 而且，由于农民们聚集起来成为一个庞大的力量，相关的期货经纪公司专门建立起相关的部门，为农民们提供相应的投资服务，这些服务包括专业分析和市场操作策略等。 与农业部“大而全”的宏观报告相比，期货经纪代理公司的服务更加具体，更符合农民的需求。 通过这些公司的服务，农民们能够做到“知彼知己”，更加有效地应对更大的对手。 在这样的市场上，农民们不会被大粮食商“各个击破”，反而可能形成“蚂蚁搬泰山”的情形。 中国的大豆进口商们就做了一回“冤大头”。 2003年8月，美国农业部将大豆库存数据调整到20多年来的低点。于是，CBOT大豆价格从2003年8月时的最低点约540美分，开始一路上涨。2003年底，中国大豆进口商代表团到芝加哥去访问，其中就有很多美国大豆的大买主。 而且，中国大豆采购团当时还将采购时间、地点、数量等“商业机密”公布与众。 这样的结果是，大豆价格涨势更加迅猛。中国压榨企业在恐慌心理支配下，在2004年初以接近大豆30多年历史新高的价格上，从美国“抢购”了800多万吨大豆。后来，2004年4月开始，国际大豆价格快速回落，跌幅近50%。国内大豆加工由原先的赢利变为全行业亏损。一些加工企业放弃原先在高价位签订的采购合同和定金，造成了所谓的“洗船”事件。

在美国农民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因为国家资本和商业资本的支持，减少机会风险、提高机会收益的时候，中国的农民的收益越来越难，而风险越来越大。 因为，在90年代粮食体制重新回到封闭状态之后，农民们失去了跟市场接轨的最佳时机，同时享受的补贴少或者没有，而税费仍然较多，再加上各种农资的涨价，农民们又开始了每况愈下的痛苦过程。 而这个过程经过十几年的演变，就成了农民收入低、耕地获利少或者亏损。 造成农民种粮缺乏积极性，也支持了各地将农田转化为建筑或者工业用地的行为。 而在2010年，这个问题开始成为危及整个社会经济秩序稳定的关键点，中国正在面临前苏联在1990和1991年面临的危机。 那么，下面我们就分析中国农民面临的政策和市场状况，思考中国农业的市场危机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