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人们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显出具有各种特色的竞争方式。 首先，私有土地和枪让大家实现了平等。 由于大家都有私有土地和枪，而相互之间又有各种利益关系。 那么，大家会在日常生活中，有很多冲突，比如你家的树伸到我家地里了，我家的狗跑到你家去啃东西了。 那么，人们会因为这些问题去争吵，甚至会吵得面红耳赤。 但是，大家都有共同的底线。 因为这些相当于私有土地来说，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所以只要不涉及到整个土地的问题，那么大家都可以坐下来谈。 另外，坐下来谈也是有基础的。 本来，应该是身强力壮的可以欺负体弱多病的，就像中国的农村里，一家有五个儿子，那么就会欺负家里只有两个姑娘的家庭。 但是，因为大家手里都有枪，所以身强体壮，或者五个儿子都没有用。 在这样的背景下，大家就会平等地坐下来，和平解决相互之间的冲突。 因为，谁也不值得为了东家的苹果或者西家的狗而牺牲人命，于是这就形成了一种平衡，算是恐怖平衡。 可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下，基督教里倡导的平等，在现实中通过枪实现了。 不论是大地主，还是小贫农，大家都是平等的，都只有一条命，都只需要一枪就能毙命，再大的土地都没有用。 既然大家是平等的，那么双方愤怒地谈判，不如平和理性地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来的有价值，所以大家容易形成平和、理性的性格。

另外，人们就依靠自己的领地，实现自身的生存，也就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美国地大物博，在西部拓荒的过程中，政府免费把大块的土地分配给人们耕种，直到这些人满足一些条件，然后把这些土地变成私有领土。 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因为地方大，所以一般来说采取的策略就是广种薄收。 而随着技术的发展，农民开始运用各种现代科技，包括大型农业机械，进行播种和收割，提高耕作大面积土地的能力，然后以量取胜。 与之相比，日本与美国相比，人多地狭，地形复杂，因此需要在每亩田地里投入更多的人力，来实现单产较高的目标。 这样的不同的农业运作方式，就形成了不同的思维模式。 美国人往往更加粗枝大叶，更喜欢进行整体规划，然后通过操纵大型机械来完成。 美国汽车商当时提出的“the bigger，the better（越大越好）”不是想当然，而是有其深厚的背景的。 现在，到北美看看人们吃的汉堡、薯条，喝的可乐就知道美国人追求的“大而多”的文化，然后造就了大量的大胖子。 而到了日本，“小而精”是日本的主要特色，也反映到了日本的饮食上。 看看日本的食品端上来，可以有好多种菜，做得非常精致，尤其是色彩搭配非常好。 但是，就是有一个问题，这小好多菜加起来，可能也不如美国一个大薯条的量，所以人们很难吃饱，吃得过饱就基本上不可能了。 那么，吃不饱就意味着饿肚子，而一天又一天饿肚子的日本人很难胖起来，所以日本人里的胖子很少。

当自己的领土受到侵犯的时候，人们会通过枪来解决问题。 因为，如果是人们自己的私有领土的话，人们会非常在意自己的领土状况。 人们会尽量好好保护自己的土地，增加自己土地的土壤肥力，更不能让自己的领土受到危害。 那么，为了大家的领土都能够受到保护，人们开始自发组织起来，共同建立起来zf，然后通过大家出钱出力，保护自己的领土。 为什么日本偷袭珍珠港，导致美国举国愤慨？ 就是因为，一是日本破坏了美国人认为应该“坐下来谈”的策略；二是更主要的，日本不是光明正大地宣战，而是先轰炸珍珠港之后才宣战，这无疑是毫无尊严的行为，所以美国认为日本非常卑鄙，非常无耻。而且，日本通过偷袭珍珠港，让美国海军遭受重创，另外日本在东南亚将当地美军打得“落花流水”，这变成一个明确信号，说明大家已经不非常安全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人要想保证自己的利益，就需要开动“战争机器”。 美国通过战时配给制，严格限制人们的日常消费，然后让三大汽车公司、飞机制造公司、各大机械和化学公司、食品和纺织厂等产能迅速转向造“枪”，开始了对日本及其盟友的经济和军事行动。

同理，中国的土地制度也造成了中国农业状况，并形成了农民的生活状态。 那么，分析了这么多关于私有“领地”的状况之后，我们就探讨一下它跟中国的农业有什么样的联系。我们知道，中国是土地公有的制度，在中国，一切土地属于国家。那么这样的制度和土地私有加枪相比，会形成对农业和中国农民什么样的影响呢？ 农民的生活状态为什么会形成现在的情况呢？ 我们就进行对比分析：

首先，由于农民们没有自己的土地，再加上绝大多数中国人没有精神信仰，所以农民们普遍缺乏利益和尊严的基础。 在春秋时期，人们的领地意识还很强。 如果某国的诸侯不能善待自己领地之内的人们，很容易被人们罢黜。 但是，随着战国时期的逐渐演化，从秦朝开始，集/权/zhuan制成为中国的主要制度，“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成为支持这个制度的土地基础。 农民们实际上缺乏对于自己的土地的保障，也就是说实际上只是被征服的奴隶而已。 在最初，农民们是被强迫的，但是后来随着“独尊儒术”的驯化，就变成精神上的奴隶。 这些农民们的精神状态实际上跟北美的黑人奴隶没有什么不同。 所以，我们看中国的历史，基本上没有农民的位置。 因为，中国历史就是奴隶主的历史，而不是奴隶的历史。 而农民们只有被逼到再也无法生存下去的时候，才会起来反/抗，被称为农民起义。 而这种反/抗也不是理性的反/抗，而是出于绝望的反/抗。 这种反/抗的破坏性非常大，同时基本上没有建设性，不会促使整个制度的改变。 后来，中国的历史就在奴隶主和奴隶之间的斗争，然后受外族入侵的过程中形成。 于是，人们在“盛世”的时候破坏自然环境，在反/抗的时候既破坏自然环境，又破坏社会环境，就这样走到了20世纪初。

在抗战之后的内战中，农民们曾经通过“土改”获得了土地，但奴隶还是奴隶。 我们前面说过，精神上的奴隶才让人成为奴隶。 那么，这次农民通过“打土豪、分田地”获得土地的过程，只是有组织的奴隶行为。 在这个过程中，农民们“翻身得解放”只是奴隶的“解放”，因为农民们是在新的“大救星”的支持下，以不义的手段获得的土地。 因为如果农民们通过这样的方式获得财富，那么别人也会以同样的方式剥夺农民们的财富。 当时，农民们知道，大多数中小地主能够成为地主，不是依靠掠夺而成为的地主，而是通过自己克勤克俭，通过自己的努力和聪明获得的土地。 也就是说，这些地主合情合理合法地获得土地，成为地主，那么农民们昧着良心枪毙这些人，分了他们的土地，也就意味着自己将来也会受到同样的待遇。 那么，后来的合作社就是重新收回农民才拿到不久的土地，然后农民们又从精神上的奴隶，回到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奴隶状态。

作为有独立意识和尊严的自/由人，不会以这种“暴民”的形式获得财富的。 根据各种公开资料记载，在广东进行的土地改革，前段是由中共中央华南分局书记叶剑英任总指挥，副书记方方具体领导。叶剑英和方方是广东人，对广东情况十分熟悉。他们决定，广东土改必须严格遵照《土地改革法》进行，严禁乱打乱杀，不准任意没收华侨房产，不准搞所谓“暴风骤雨”式的土改。1950年秋他们首先搞土改试点，待取得经验后再全面铺开。正当土改试点工作“依法”顺利进行的时候，广东土改试点的做法受到中南局的严厉批评，指责土改试点工作犯了“和平土改”的错误。方方受降职处分，省土改委员会副主任兼三县试点的土改工作团团长李坚贞，被撤销职务“下放锻炼”。 叶剑英已被批判为“土改右倾”，被大会点名对土改“动摇”，被迫多次检讨，他还是竭力保护方方、罗明、曾广等，保护下属。后来，叶剑英主动承担了责任，并违心地作了检讨。 当时，叶剑英被调到北京的时候，对于因“和平土改”受到牵连的干部，深感不安，说：“主帅无能，累及三军。”叶剑英走后，陶铸调到广东，以反“右倾”的口号，开始清理广东干部队伍。一大批对地主不够狠，或较为公正，或被认为历史有问题的土改干部受到迫害或受到处分，一些人被开除公职，有些人竟被杀害。如中山县有几十个这类土改干部被处死刑。广东全省约5.2％土改工作队队员遭清洗或处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