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之后，日本开始了企业对外扩张的国策，而文化内涵几乎不变，甚至连关键的方式都没有明显的改变。 日本一方面继续加强化义务教育，持续提高民众文化知识的素质； 另一方面进行产业导向政策和企业出口扶持，实现优质企业的国际发展与扩张。 通过义务教育和考试选拔，日本筛选出精英充实其企业的领导和骨干阶层，这与日本军队曾经的机制并无明显的区别；而日本企业的“终身雇佣制”和幕府时期的封建主和下级的关系也是一脉相承。 这样的机制，让日本的资源获得极高的使用效率。 由于民众的基本素质高，再加上军事纪律等文化意识深入人心，所以日本能够共同行动，积极种树，恢复森林覆盖率。 而且，日本民众的公众意识极强，任何一个节水等环保新措施，都能够快速转变成为人们的行动，共同保护日本国内环境，保障充裕清洁的水资源。 反过来，清洁优美的环境又影响人，强化人们的质量意识，提升人们的创造力。 也就是说，日本经济通过深深扎根于日本民众，而日本民众深深扎根于日本的环境，形成了日本经济的超强竞争力和可持续能力。 而日本经济通过民众的海外投资、企业海外子公司的发展，以及海外土地购买和现代农业指导种植，形成稳固的发展基础。 （待续）
七、 食品安全问题 –- 环境承载系统
水背后的思考 （续）
日本不到38万平方公里，将近1.3亿人，不缺水，连东京这样的超大城市都不需要抽取地下水； 中国960（or 930？）万平方公里，将近15亿人，缺水，非常缺水，缺水到连华北有的地方水井都要打到500米深的地方。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巨大差异？ 不仅仅是天然地理条件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人为干预自然的结果。 而人与自然的关系，反映出人类社会内部的关系，也就是社会组织与文化的关系。 那么，什么样的社会组织与文化关系导致中国如此缺水呢？ 未来缺水的形势会如何呢?我们就通过社会关系分析，进行思考与分析。
在中国社会中，与水有关的社会群体，大致可以分为几个部分： 既得利益者（权/力拥有者）、商人（包括民营企业拥有者）、知识阶层、广大劳动者。 在中国的社会组织中，既得利益者和广大劳动者是两个主要的群体，商人和知识阶层是从属群体。 其中，既得利益者是社会中的少数，占社会人口中的比例非常低，但是拥有最广泛权/力，也就是对于社会物质资源的控制权，而这又意味着掌握着金钱，所以是社会的主导者。 而广大劳动者主要包括农民、工人（包括下岗工人）、个体户等，在现在的社会环境下，他们基本上是一无所有，但是他们占了社会的绝大多数人口，是社会的主要力量。 那么，从社会关系角度来看，商人和知识阶层是社会的从属群体。 商人和知识阶层需要通过作用于他人而实现自身的价值，或者作用于既得利益者，或者作用于广大劳动者。 而从文化特点来说，既得利益者和广大劳动者主要属于惰性因素，既得利益者绝对不希望社会有任何变化，而广大劳动者只要有口饭吃，就会忍耐再忍耐。 而商人和知识阶层属于活性因素，是促进社会变动的主要推动力量。 那么，这些不同人群的思考角度和行为方式，决定了过去中国的缺水状况。 而不同人群的行为变化，将决定未来中国的发展方向。
中国面临的缺水和粮食危机问题，是社会中这四个主要群体从各自的思考角度出发，通过共同作用的结果。 如果这四个群体的文化关系不改变，那么中国就会因为缺水和粮食危机，走向分崩离析。 那么，这四个主要群体的思考角度是什么？ 怎么共同作用了现在的缺水和粮食危机？ 未来它们的文化关系如何改变，才能够防止社会因为缺水而导致大量“生态难民”的出现呢？ 我们进行逐一分析：
1、 既得利益者：既得利益者掌控社会资源的控制权，包括对水资源的控制权。可以说，既得利益者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导致了现在的缺水问题。 日本的发展依靠“人和”，也就是说日本的资源掌控者们必须要通过“道德高尚”来维系整个社会的关系，保证日本社会的国际竞争力，让整个日本民族能够在世界上“屹立不倒”。 只有这样，资源掌控者们自己也才能够获得生存和发展空间。 而在中国不同，既得利益者主要依靠的是“江山险固”。 有了“江山”，既得利益者也就有了“荣华富贵”和个人享受的基础。 而如果过分强调“人和”，依靠广大民众的话，那么也就意味着“江山”同时被广大民众所“分享”，而这对于既得利益者来说是不可以接受的。 另外，既得利益者是不能容忍自己周围有比自己水平高的人的。因为，这些高水平的人们的存在，本身就是对既得利益者的威胁。 所以，既得利益者必然喜欢能力平庸（或者非常差），但是能够讨好自己的人。 那么，江山稳固和任用庸才，就成了社会资源掌控者的主要思维和行为导向，也就形成了现有的社会局面。
当人们参观故宫的时候，看到无数奇珍异宝，包括多座结构复杂、制作精巧的自鸣钟，不知道人们是什么感觉。 想一想，故宫、北海、天坛、颐和园、香山等等规模宏大的建筑，都是为皇帝一个人服务的。 海量的木材都变成了皇帝偶尔一去、甚至从来没有去过的房屋的建筑材料。 而且，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人们都得来朝拜皇帝。 而中国皇帝甚至因为外国公使是否需要进行中国式的叩拜的问题，与外国政府产生争执，引发国际外交纠纷。 那么，皇帝关心的到底是什么呢?从故宫的不少自鸣钟来看，历代皇帝都比较喜欢自鸣钟，这毕竟在那个时候是罕有的“宝贝”。 可以说，皇帝关注自鸣钟的时间，可能要远远超过任何一个偏远地区的子民。 而明朝某皇帝长期做木匠活不理朝政，摆明了就是锤子刨子要比所有人都重要。 而这种思维方式也就意味着，皇帝不可能信任自己的臣民。 所以，明朝宁愿劳民伤财，耗尽自己的潜力修建长城，也不愿意让边境民众自行组织起来，自行选拔能人，领导大家防御外敌入侵。 而且，不仅仅是不愿意，而是绝对不可能，因为对于皇帝来说，外敌只是“皮外伤”，即使抢劫民众，侵占土地，那也只是草民遭殃，而影响不到皇帝的享乐；但是，民众如果自行组织起来，那就是皇帝的“心腹大患”。 这也就是皇帝的“舟中之人尽为敌国”的思考出发点。
考虑了一下，把已经进行了很多的分析进行了删减，直接进入结论： 对于既得利益者来说，现有的政策是非常好的政策。 很多人都在觉得，这样的政策是不可持续的，不应该进行的。 但是，这些都缺乏对既得利益者进行仔细分析而得出的总结。 可以说，对于既得利益者来说，即使明天可能就出大问题，但是在今天仍然会实施现在的政策。 所谓的既得利益，就是不考虑未来，可以把眼光放到无限近的角度思考问题。 因此，政策将继续支持钢铁、水泥、化学、造纸等等高耗水、高污染的行业，因为这些行业是主要的利益来源。 顺便说一句，像强拆、城管等等都只会加剧，不会减少。 而且，在股市、楼市、教育、医疗、养老等等各个方面，也都是以超短视的方式进行决策的。 所以，一厢情愿希望政策立足长远、解决长远问题的人们，都犯了“纸上谈兵”的错误。 “要钱不要命”仍然是继续的方向，当然“钱”到了既得利益者手中，而失去的是劳动者的生命。
2、 广大劳动者： 经过长期以来的驯化，广大劳动者习惯于跪着说话了。 如果还有一口饭吃，民众就会忍耐再忍耐。 就像最近菜价的大幅上涨，如果放在其它国家，早就已经沸腾了。 但是，我跟一些朋友聊起菜价，朋友也就是说一下：怎么办呢？ 谁都没办法解决，没钱的人们只好少吃点了。 不过，真要是因为缺水和粮食危机，导致民众没饭吃的话，那么很多人会变成“流贼”。 到时候如果问题积累到一定程度，那么民众将失去理智，顺民随时可能成为“暴/民”。 那么，水危机、粮食危机、社会动荡加起来，可能会对整个社会造成严重的冲击。结果可能导致社会失控，社会系统分崩离析，无数人的命运将受到影响。 。
3、商人： 按道理来说，商人（包括企业家）是一个社会中最为活跃进取的社会群体。 这个群体通过自身的经济行动，促进社会自/由和经济发展。 尤其是21世纪的全球竞争环境下，商人越来越倾向于“公益化”的发展模式，也就是绝大多数商业和企业扎根于广大劳动者，利润来源于劳动者，收入也要回报劳动者。那么，在中国是另外一种场景，多少商人主要通过依附大机器而生存。 所以，商人并没有在社会中产生足够的正面推动作用。 而这样的情况，其实只是翻版明清时期的晋商，以及胡雪岩的操作方式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