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李国英表示，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缺水将成为黄河流域及相关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最主要的制约因素。 黄河流域属于资源型缺水的流域，仅占全国2%的河川径流量却承担着全国12%的人口、15%的耕地和沿河50多座大中城市的供水任务。“与国内其他大江大河相比，黄河流域在未来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中将面临更为紧迫的水资源与水环境压力。” 据李国英介绍，黄河流域在水资源利用方面的严峻形势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1、水资源供需矛盾日趋尖锐。黄河多年平均天然径流量580亿立方米。据预测，在充分考虑黄河流域及相关地区灌溉实施节约用水的情况下，2010年黄河流域将缺水40亿立方米，2030年缺水将达到110亿立方米，枯水年份缺水更多。 2、 水污染趋势加剧。近20年来，进入黄河的废污水量已由20世纪80年代的21亿吨增加到2007年的43亿吨。据2008年监测资料，在评价的89个干支流断面中，60.87%的断面不符合Ⅲ类水标准，其中34.8%的断面劣于Ⅴ类水标准。同时，重大水污染事件发生频次呈持续增加之势。 3、水沙关系持续恶化。20世纪80年代以来黄河来水来沙条件发生了较大变化，黄河中下游中常洪水发生几率减少，汛期1000立方米每秒以上流量的含沙量总体呈上升态势，原本不协调的水沙关系进一步恶化。
在缺水的同时，是对水资源的严重破坏。 水污染同时在威胁着人们的生存，而农民是最容易受害的群体。《[绿色观察]北京脚下死去的村庄》（作者：郑飞）的全文如下： 距离天安门不过50公里的夏垫村，在2000以后沦为“癌症村”.夏垫村东、西、北三面临河，正处在鲍邱河的包围之中，最多的时候有3000多人。10年前，这条河流还可以摸到鱼，村民们在码头上洗衣。到2009年春天，这条河流乌黑，横七竖八躺着几根枯枝，散发着令人窒息的恶臭。河边没有一只活物，死一般寂静。村里一些富裕的村民搬去了镇子或更靠近北京的燕郊，“走不了的人，只能在这里等死”。村庄里弥漫着一种自弃的气息，卫生巾、塑料袋丢得到处都是，狗、猫、牛等活物一趴就半天不动，了无生气。 从繁华的首都乘车一小时来到村里，似乎走入一个遗失世界，只有污水汩汩流淌。从距冯军家30米的金铭公司酸洗车间流出，通过地下管道流淌约500米，进入流经夏垫村的鲍邱河里。 鲍邱河源起廊坊三河、密云界上，向南流经北京通州、廊坊燕郊、河北夏垫镇，包括夏垫村在内的多个村庄，最后沿东南方向经宝坻林亭口至八门城汇入蓟运河。
2004年，大厂县环保局在一份报告里称：夏垫镇四个轧钢厂、杨广起两个造纸厂和燕郊的污水是污染鲍邱河的“主凶”。环保局介绍说，两个造纸厂都是熟料，所排出的水不含有毒有害物质。燕郊镇和四个轧钢厂都上了污水处理设施，并由专人进行管理，处理后的污水通过了省、市局多次的检查和检测。 如环保局所说，上述污染源都安装了污水处理设备，且都达标，那么鲍邱河的污染到底来自何处呢？县环保局承认说，“可能出现治污设备运转不正常、时用时不用、偷排偷放等现象”。曾在轧钢厂里工作的村民举报说，污水处理成本较高，轧钢厂能不开机器尽量不开，外界却无法监督。鲍邱河由此变成一条令人生畏的河流。
村民左金兴曾捞起一条死去的鲤鱼，扔给狗吃，狗当时就死了。从河里抽取的河水令庄稼几乎绝收。一些村民扛着玉米秸到县政府上丨访丨，称河水杀死了麦子和玉米。一个村民家的孩子被发现患有重度贫血，邻居家的孩子也被确诊为同一病症，血液里发现了有毒颗粒。 2007年，有媒体公开了一张夏垫村的死亡不完全名单：在不到10年时间内，有30位村民死于癌症或白血病，死者年龄大约在55至60岁之间。鲍邱河沿岸的南寺头村、马坊、芮屯、赵沟子、诸各庄、韩家府、金庄、后店等村庄都有人死于癌症，且呈现递增趋势。 众所周知的是，河流通过土壤的细孔和缝隙不断往下渗透，污染地下水，而地下水在黑暗地带漫游运动，直接进入村民们的水井或者以泉水形式涌出。2007年7月，大厂县环保局局长常广利承认，村庄的浅层地下水都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
夏垫村之前共用一口80米深的水井，但发现了井水变红。惊恐的村民们找政府出面处理，金铭公司出资打了两口300米深的深水井。作为安抚，金铭公司在夏垫村的庄稼地里打了十几口100米深的水井，抽取地下水直接用橡胶水管浇灌。村民们认定连接鲍邱河的引水渠今生今世再无可用之处，就在渠里种上一排白杨。夏垫村开始依赖地下水，村庄各个角落都写着“打井”的小广告。越来越多的地下水被抽取后出现了新的问题。村民左瑞龙说，之前抽水浇灌两亩地只需6小时，去年开始变成了8小时，村民由此增加了100多元的电费。 但最令环保专家们忧心的是，这条被深度污染的河流每一天都在累积新的化学物质，在空气、阳光和水的作用下或可发生一些险恶、不为人知的毒效转换和叠加，变成一个更危险的化工实验场。 除开若隐若现的污染威胁，夏垫村是一块洼地，每逢下雨，鲍邱河就会暴涨横流，污水覆盖整个村庄，令村民无处避难。 村庄为弥足珍贵的300米深井修了一间房子，上锁，雇人定时向全村供水——夏天每日放三次，其他季节每日放一次。这口井抽取井水后通过管道分送到村民家，未有净化或监测，谁也不知道这口井的水是不是也被污染。但没有人愿去触碰这个问题，左瑞龙说，如果这口水井都出了问题，村子就完蛋了，“现在大家都不愿意去想。”
在关注饮水安全的学者眼中，夏垫村的水井故事再现了中国农民们被化工污染追逐的逃亡路数——在地表水被污染后，村民不得不抽取地下水，而地下水正在萎缩和处于险境。 一直关注中国农村饮水安全问题的清华大学丨党丨委书记胡和平称，中国大部分地区地下水超采现象严重，造成地下水位下降，农村已有的饮水井逐渐报废。华北平原深层地下水超采区面积为77153.35平方公里，占华北平原深层总面积的62.69%。 更严峻的是，地下水也在开始被渐次污染，夏垫村80米深的水井被废弃，不得不向300米深的地下取水。而胡和平警告说，中国地下水污染到了极为危险的境地，特别是包括北京、天津、河北等省市在内的华北地区。2008年，卫生部和科技部联手完成的第三次中国居民死亡调查报告显示：癌症已成为中国农村居民最主要的死因之一，其中与环境、生活方式有关的肺癌、肝癌、结直肠癌、乳腺癌、膀胱癌死亡人数明显上升，其中肺癌和乳腺癌上升幅度最大，过去三十年分别上升了465%和96%。在未来二十年内，癌症死亡人数可能翻番。
医学界认为，目前已知80％的癌症发病与环境有关，尤其是与环境中的化学物质密切相关。 胡和平批评中国饮用水水质标准较低，乡镇更低——以砷为例，目前中国判定砷超标的标准为0.05mg/L，超标人口为289万人，如果按照WHO的水砷标准(0.01mg/L)，我国砷中毒危害病区的暴露人口高达1500万之多。 至今还没有权威的、专门的环境医学研究机构可以担当起污染损害健康的认定工作。北京大学医学部公共卫生学院曾被寄予厚望，但教授潘小川说，受科学技术和医学发展的限制，一些污染和伤害之间的因果联系无法揭示。此外，医学上往往只能确定污染是一个人致癌的原因之一，而中国现时审判规则讲究的是单一性、唯一性，缺乏国外法庭对因果关系判定的灵活把握，一些显而易见的污染受害者由此输掉官司。中国针对污染损害赔偿的现行法律不是滞后就是空白，造成了排污企业推诿，当地环保部门不作为，受害者却无可奈何的维权困局。中国政法大学污染受害者法律援助中心主任王灿发呼吁，中国应重新研究制定《环境损害赔偿法》，明确环境损害的适用对象和条件、赔偿范围、赔偿责任认定和环境损害赔偿纠纷的行政处理及诉讼等方面，结束“法律不足”问题。
在现时管理框架下，一个企业被怂恿易于偷排私放。王灿发分析说，中国污水处理技术的落后导致一吨污水的处理费用要1.2～2.0元，一个工厂一天排放污水十几万吨，每天治理费用要十几万元，甚至几十万元。如果该企业偷排私放，即使被发现，在2008年6月之前最多罚20万元。加之中国《行政处罚法》规定“ 一事不能两罚”——偷排私放往往被认定是同一个行为，企业只需要罚款一次，而可以排放一年，企业自然选择放弃污水处理。“就算是毒死一条江里所有的鱼虾，只要没出人命，在2008年6月之前最多罚款100万元，现在最多罚款200万元。”另一棘手的缺失是，中国至今没有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没人有资格代表公众担任诉讼主体，就肇事企业破坏公共健康追究更严厉的法律责任。在更多的时候，一些污染企业是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座上宾，且贡献财税，保障“吃饭财政”的正常运转，与政府形成亲密关系。而环保部门是地方政府的一个下属部门，难以制约污染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