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可以被看作是“超经济要素”，是决定其它经济要素的基础经济要素。 在全球“人口爆炸”的今天，水应该被看作是决定经济的核心，也是衡量经济的标准。 人们经常会谈起“能源危机”、“水危机”、“粮食危机”等等，将水放置到与其它危机平行的位置。 而这样的认识是错误的，应该将“水危机”看作是最核心、最本源的危机，那么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状况就可以清晰地显示出来。 或者说，不应当把水作为经济的附属物，而应当把经济作为水的附属物。 随时用水来评估经济状况，决定经济方向，才是正确的经济方向。

在历史留名的顿弱见秦王过程中，顿弱曾经说：“有实无名的人，是商人。 他们不用耕作劳苦，却实实在在地大量堆积粮食，这就是有实无名。 有名无实的人，是农夫。 他们春天等地解冻就开始耕作，背朝天顶着太阳暴晒耕田，却没有多余的粮食，这就是有名无实。” 顿弱说的农民的这种状况，到今天的中国农村仍未明显改观。 尤其是在在黄土高原上，农民们必须勤劳地耕作，才能够从恶劣的环境中获取微薄的收成。 而农民们在勤劳的过程中，在破坏着环境，使生存环境更加恶劣，使以后获得收成的难度更大。 然后，人们被迫更加勤劳地去耕作，也就更破坏环境。就这样，人们陷入了“破坏-勤劳-更破坏-更勤劳”的困苦中，破坏了自然环境，让自己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困苦。 人们从来不去认真思考，为什么自己那么勤劳，但是生活却非常困苦。 这就像蜜蜂进入瓶底迎光的玻璃瓶一样，只知道朝着光用力地飞，但是根本穿不过玻璃瓶底，而不知道逆光找到瓶口，然后摆脱困境。 那么，农民的问题出在哪里呢？

在中国历史上，晋商是很有名的财富集团。到清代，晋商已经成为中国第一大商帮，经营范围包括盐、铁、茶叶、丝绸、粮油、木材、杂货等等，五花八门，经营地域遍布大江南北，远至俄罗斯、蒙古等地。而在清代道光年间，票号的横空出世更是将晋商推向了最辉煌的顶点。 晋商也为中国留下了丰富的建筑遗产，著名的乔家大院、常家庄园、王家大院、渠家大院，曹家三多堂等等。八国联军向中国索要赔款，慈禧太后掌权的清政府就向晋商的乔家借钱还国债。晋商的经济实力，可以从这个事情反映出来。 现在，有不少研究资料和影视作品，在研究和展示当年晋商发展和辉煌的历史。

现在，人们常提到的晋商，主要说的是从“走口”开始的清朝晋商。 清兵侵入中原后，蒙古地区归入清王朝统治，归代城商业开始蒸蒸日上。康熙中年，山西商人进入外蒙古草原贸易，松辽平原和内外蒙古草原，成为山西商人贩运贸易的新市场。当时，蒙汉贸易必须经过张家口和杀虎口（后改归化城），俗称东口和西口。张家口的八大家名商都是山西人，其中最大的企业是祁县人范家开设的“兴隆魁”，这个商业性的企业有职员 290多人（有的则说共有职员1000人左右），是清代中国对外蒙和俄国贸易的第二大型企业。 在对蒙贸易的西口——杀虎口，山西的行商经常在大青山和西营一带贸易，并得到清政府的特殊照顾，获得了很高的利润。这些行商会说蒙语的被称为“通事行”，其中最大的“通事行”就是山西人开办的“大盛魁”，从业人员达六、七千人，人们曾形容“大盛魁”的财产能用五十两重的银元宝从库伦一直铺到北京。在宁夏，著名的大商号多是万荣、平遥、榆次、临猗一带的山西商人开办，宁夏的名药材枸杞半数掌握在山西人开的“庆泰亨”手中。

现在人们津津乐道的富有“晋商”，其实是当时典型的“小概率”事件。 在“走西口”的路上，实际是堆满了山西人的累累白骨。 大批的山西人去“口外”，无数人客死异乡，最后只剩下了这少数的富豪。 那么，为什么大批山西人“走口外”？ 因为，活不下去。 到过山西腹地，黄土高原的人们，都能够体会到为什么人们生活不下去。 当飞机在黄土高原上空是，我们满眼能够看到的都是黄色的山，以及沟壑纵横。 如果站在黄土高原的山上，会感受到满目苍凉。 方圆几十里可能只有几棵树，可能还有一些羊在啃着稀稀落落的草皮。 这时候，在“水草丰美”的地方呆过的人就会想，这哪里是人能够呆地方啊。 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情景？ 因为缺水。那儿的人们极度缺水，水经常比命还宝贵。 在不少的地方，人们一生只洗有数的几次澡。黄土高原的土壤层极厚，而且养分丰富，但是因为缺水，黄土高原10年9旱，生活在黄土高原的山西人，好年景刚够温饱，一般年景就要几个月挨饿，干旱之年就会有无数人饿死。 所以，很多山西人被逼“走西口”，主要为了吃上饭。 山西人“走西口”，尸骨撒满出关之路，活下来的人们也是生活艰辛，往往几年、十几年都不能回家，能够致富的更是寥寥无几。 所以，从大概率的意义上说，“走西口”的主要问题并不是人们致富，而是无数人饿死。 当时的少数晋商再富有，也无法掩盖这个事实。

黄河被称为“中华民族的摇篮”。 但是，当人们看着荒凉、贫瘠、几乎没有植被的黄色高原，想着水患横行的“黄河”，怎么会跟“摇篮”联系起来呢？这时候，人们可能没有意识到，在几千年前，黄土高原还是一个森林覆盖率接近70％的绿色高原。 今天到现在它已经变成一个荒凉、贫瘠、几乎没有植被的黄色高原。 这就是人们“竭泽而渔”的结果，通过对自然环境的“破坏性掠夺”。 大规模地开垦、大规模的砍伐、以及大规模的破坏，让一个本来土壤肥沃、物产丰富、景色优美的高原，变成满目荒凉，根本不适合人类居住。 人们现在勤劳耕作能够得到的收获，还不如三四千年前“不劳而获”的人们能够得到的收获多。

黄土高原直到6000年前，森林覆盖率高达69％，是一个气候适宜的“绿色高原”。 根据植物学家们研究发现，虽然黄土高原的降水不如南方丰沛，但养分的淋溶损失也较少，非常适合杨树、桦树、栎树、油松、云杉和酸枣、黄荆条等生长。那时繁茂的植被，涵养着大量的动物。 在今天山西、陕西、甘肃、宁夏等省份的区域中，分布着大片原始森林。 在这样气候宜人的环境中，既没有热带的炎热潮湿、各种蚊虫与疾病，也没有寒带极为冰冷的冬天。而地处中原的河南省简称为"豫"，显示在仓颉造字的时代，它仍是大象出没的地方。但是，从秦始皇开始，黄土高原主要遭受了六次生态灾难，森林由69％降到现在的6％，成了光秃秃的不毛之地。 第一次是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大量人口随之进入关中，垦殖面积大增。与此同时，他大兴土木，建造宫殿陵寝，大肆砍伐关中山地森林，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蒙恬击溃匈奴，取得河套地区大片土地，随后实行屯垦戍边，多次向鄂尔多斯高原地区移民，每次人数多达数十万，原本一望无际的草原变成了农耕区，造成大规模的植被破坏。第二次是西汉时期，中国人口激增至600万。 为了解决人口膨胀压力，汉朝向西北开拓移民。仅在汉武帝时期，就向西北边塞迁徙了70余万人口。西汉将匈奴赶到遥远的漠北，将大片林牧区变成了农耕区。 西汉在河套开发的引黄灌溉工程，导致了宁夏内蒙的贺兰山森林和陕北森林的大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