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同情心”的角度来说，大机器经济也是必然要陷入极端贫困状态的经济。经济的起源是分工，分工形成交换，交换形成货币，货币形成经济。 而分工的前提是人们的同情心，没有同情心就没有分工。 所以，同情心是我们生存的基础，进而形成社会分工的基础，进而是经济形成和发展的基础。 在大机器经济中，同情心是一种奢侈。 拥有同情心的人们遇到了没有同情心的人们，结果就是只有付出没有得到。 比如说，不少知识分子为了工人和农民的利益，发表自己的观点，结果打成右派，被下放工厂劳动或者农村牛棚。 而很多工人、农民们则相应“号召”，欺压这些知识分子。 而马寅初被打倒，被罢免北大校长之后，有很多北大学生贴出批判他的大字报，他去看那些大字报，然后在中间修改错别字，并且嘱咐学生们不要写错别字。 而当同情心变成一种“有来无往”的单向行为的时候，人们的合作就停止了。人们只有通过合作才能够获得福利，提升社会效率。 而大机器阻断了人们的同情心和合作，让每个人都成为一个“孤岛”，使福利的交换必须通过大机器才能完成。 这样的话，一方面人们失去了社会合作的意识，不是“合作共赢”，而是“与人斗其乐无穷”的观念流行。 于是，当人们失去了进行社会合作的动力之后， 孤独恐惧让人们变得越来越低效，也无法通过社会分工提升共同的福利。 另一方面，大机器作为“中间人”，通过“此山是我开，留下买了财”的方式，从每个人头上征“税”，摊销高昂的建设成本，让人们变得更加穷困。
什么样的人们支持什么样的经济。 那么，为什么西方国家没有形成大机器经济，而出现在了东方国家？ 从“同情心”来说，这个跟社会文化有着内在的联系。 在欧美国家，由于“爱邻如己”的思想深入每个人的心中，在微观环境中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心和相互帮助极为普遍。 而且，以教堂为中心，形成社区内部的教育机制和人与人之间的互助机制，构成了整个社会的运作单元。 而这些单元的分布形成了分散的网络化社会结构，也就是权/力分散的社会基础。微观环境中的人与人之间相互关心的文化和宏观环境下结构分散的社会权/力，不给大机器建立起来的机会。 这样的文化是具有长远传承能力的，所以即使苏联占领东欧达到数十年之久，当苏联开始因为内部经济问题衰弱的时候，一旦柏林墙打开个缺口，就形成了无数人从东德涌向西德，引发了东欧从苏联脱离的风潮。 东欧的人民自发组织起来，通过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帮助，形成了自主型的社会形态。 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使苏联的武力再强大，也无法控制社会局面。而且，苏联本身也出了问题，就形成了大机器顷刻之间瓦解的状态。
同时，东方国家的社会文化中，缺乏人与人之间的同情心，尤其是缺乏同情弱者，保护和支持弱者的文化环境，给大机器的形成创造了土壤。 在俄罗斯，强/权控制下的社会机制，让广大的农民生活在非常贫困的状态下，给“十月革命”创造了机会，形成了后来的大机器经济。 即使苏/联/解/体，整个社会的文化仍然是权/力崇/拜的文化，所以普京能够持续控制国家。 当报纸报道普京的隐私后，报纸也很快被关闭。 而在中国，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集/权/专/制/教/条让社会变成一个冷酷的社会。 妇女受到欺压和摧残，但是人们熟视无睹；孩子从小被压制人性，人们仍然熟视无睹。 这样的结果就是人们在追求权/力的过程中，形成极度扭曲的心理。 明崇祯朱由检疯狂地用板子打大臣屁股的时候，不会从“深感同受”的角度思考大臣们的状况。 朱由检疯狂地让一个个有能力的武将“专门”去送死的时候，不会从武将的角度设身处地为武将们着想，他们拿那么少的军队、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以错误的方式打仗，怎么能够打胜仗。 而打败仗或者不打仗的结果也都是死掉，而且还背上恶名，所以武将只能去送死。 结果，到了流寇李自成进北京的时候，仍然拥有很强实力的北京守军，自动打开大门迎接李自成。 到了“土改”，农民们昧着良心，把一些日子过得比长工差、辛辛苦苦攒钱买了一些地的小地主枪毙，然后分了他们的土地。这种人与人之间毫无同情心的结果是，人民公社成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从农民手里收回土地，这些农民又回到赤贫状态。 而收回土地则的行为，给大机器的生存提供了基本的社会经济基础。
那么，西方的“爱邻如己”的文化是个什么样的文化呢？我们都知道美国富人们捐款的传统，从最初的钢铁大王卡耐基和石油大王洛克菲勒的捐款，到现在比尔盖茨和巴菲特的捐款。而人们并不太注意的是，这些富豪只是社会慈善捐款的一小部分而已。 根据美国施惠基金会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美国人在2006年的慈善捐款总额破纪录达到2950.2亿美元，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7%，相当于希腊一年的国内生产总值。75%的美国人为慈善事业捐款，而每个家庭每年平均捐款1千多美元，美国人的慈善捐款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之1.7，位居世界首位。 排在第二位的是英国，慈善捐款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之0.73，法国是百分之 0.14，位居第三。 最近，耶鲁的中国毕业生张磊给母校捐款888万美元，也成为中国国内轰动一时的新闻。 于是，有人开始指责张磊不捐款给贫困的中国，生他养他的地方，反而捐款给富有的耶鲁的行为。 而有人则开始分析他这样做的动机，是什么原因形成了他这样的行为结果？
“爱邻如己”的文化不仅仅是捐款的数字，更是人们之间互助的方式，也就是人们之间互助文化。 在汶川大地震的时候，中国人民也反映出了空前的捐助热情，让关心社会的人们看到了希望。 不过，人们的捐款方式仍然是大机器文化中的思维方式，捐款的方式和渠道单一集中，捐款之后就不关心或者无法控制捐款的流向和使用效率。 而美国的捐款，更多是社区互助式捐款，或者直接捐款的方式，比如说张磊直接捐款给耶鲁大学的行为。 而这种人与人之间直接的相互帮助，不仅反映在捐款数额上，更反映在人们的行动上。 根据《美国2009年志愿者报告》，记录了美国有史以来关于志愿者发展趋势和人口信息最全面的数据，在2008年，该报告显示共有6180万美国人作志愿者，这个人数比前一年增长100万人。在2008年，美国志愿者共作志愿服务超过80亿小时，这些服务时间的价值估计超过1620亿美元。如果把这个无形的价值加入美国的捐赠总额里，美国的慈善捐赠甚至超过了历史鼎盛时期。
再回到微观环境中，当我们分析社区互助的时候，就会更加明确地发现它们的特点。 在北美，社区在社会中起着关键的基本社会单位的作用。 比如说，当妇女怀孕后，有的社区会有相应的怀孕辅导班，帮助妇女掌握相关的环孕知识，形成有利于胎儿成长的习惯。 对于较为贫困的孕妇，社区有专门的资助给这些妇女，保证她们以及胎儿的营养。 社区有一系列少年儿童的义务项目，比如说免费游泳课、免费篮球、棒球、橄榄球课程等，培养孩子的技能。 尤其是对于一些相对贫困的社区，这样的课程让很多孩子远离黑帮，树立起信心，找到自己的发展道路。 很多社区还举办康复课程，比如说帮助人们戒除烟瘾、酒瘾、毒瘾、赌瘾等等，让这些人通过相互之间的倾诉和鼓励，能够获得更大的力量恢复自己。 至于更广泛的内容，还有课程让新移民尽快适应社会而举行的语言班。 还有一些专门针对专业人士的课程，比如说演讲培训班，让一些缺乏演讲勇气和演讲能力的技术人员等，让他们站到讲台上，面对其他人进行演讲，然后由演讲能力强、经验丰富的志愿者给他们点评，帮助他们提高。
在这些社区互助的背后，是整个责任系统的支持。 上述的社区互助活动的展开，不仅仅需要志愿者的支持，来需要源源不断的互助式慈善捐款的支持。 美国慈善捐款中，大部分都进入了这种社区式自助慈善项目。 那么，谁来为捐款的人负责，保证款项的正确使用？一些企业和政府的中高级管理人员，大多数都在义务担任着社会公益机构的董事或者主要的执行者。 这些人是社区中的重要支持力量。 那么，为什么会让他们担任这些职务，因为他们是这个社会中最懂得管理的人士，具有监督或者辅助执行公益事业的能力。而根据北美的法律，这些董事必须要对这些社会公益机构的运作进行监督，如果因为他们的监督失职，导致捐助人和公益机构的受益人受到损失，将会引发这些人自掏腰包，赔偿这些利益受到损失的人们的后果。 所以，这些人做的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很多人就在这些问题上吃了苦头。 就连我在读MBA的一位教授，专门从事非营利组织领导和管理研究的知名人士，也在我们聊天的时候，私下里抱怨自己因为不慎，导致当年自己损失了数千美元，而且这样的事情已经不是第一次，她担任着十几个慈善机构的董事，一出事就要找她麻烦，所以她赔的钱加总起来好几万美元了。 就这样，为了保证互助式系统的正确、高效运行，社会精英阶层就必须担负起责任，不担负起管理监督的责任，就得担负赔钱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