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社会的经济运作本质，可以通过各个细微之处的文化现象表现出来。 比如说，GDP高速增长而人们的馒头在减少、三聚氰胺、强拆、电油路话等垄断价格、公务员热等等现象，都反映出社会的大机器经济的性质。 而这些现象虽然表现出大机器经济的不同侧面，但是并不能反映大机器经济的实质。 那么，大机器经济的实质是什么?我们应该去感观文化现象，并且透过文化现象看到大机器经济的本质。 前几年，“忽悠”这个词通过赵本山的小品传达出来，立刻火遍全国。 近两年，“阴谋”这个词在某本畅销书中反映出来，然后立刻又成为很多人追捧的对象，把中国面临的困境都归结为美国的阴谋。 那么，“忽悠”和“阴谋”这两个词为什么一下子能够受到大家的追捧？ 其实说白了很简单，因为大家都是“无脑”的，所以大家被“忽悠”，被“阴谋”。 而人是环境的产物，什么样的环境造就什么样的人，推到整个社会文化层面，也就是说大机器经济的本质就是“无脑”经济。 所以，在这个“无脑”社会中成功的起点，就是开动自己的大脑，开始自己的独立观察和思考，不要被“阴谋论”给“忽悠”了。
改革开放是近几十年中国社会的一个关键性进步。 这个关键就在于户口制度的重大变化（虽然尚未取消）。 在改革开放之前，大机器经济的根本依托是户口制度。 一个人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都得依靠户口，而户口制度通过单位来实施。 比如说，一个人出行必须要到单位开介绍信，然后带上单位给发的钱，换上单位批准的全国粮票，带着户口簿才能够出门。 到了农村，就是公社、大队、小队监视人们的一举一动。 也就是说，单位决定了一个人的命运。 那么，什么是单位？ 说白了就是大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 大机器决定单位的命运，单位决定个人的命运。 没有大机器的许可，农民连养一只鸡、一头猪都不行，都要被割资本主义尾巴，被批斗，甚至被解决。 而我小时候还看见过我们那儿，有一个人被五花大绑，背后插着长条木牌，头上戴着白纸糊的高帽，胸前挂着一个大铁牌，上面写着“投机倒把”。 估计他当时也就是做点小生意，想赚点钱。 前一段时间看电视，那个节目邀请的是安徽小岗村的仍然健在的承包户。 为什么邀请他们？ 因为他们都是冒着被枪毙的巨大风险，签署了自己种粮食，然后种出粮食来大部分归自己的协议。 也就是说，大机器经济把人看作麻烦，任何乱说乱动的人都要被大机器无情地解决。 而改革开放就是重新开始认识人的价值。
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说：“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 人的内在力量是巨大的。 对于大机器来说，人性的力量是可怕的。 当时，胡耀邦冒着自己被解决的危险，坚决“拨乱反正”，给1949年以后从“三反五反”开始被迫害和解决的大量知识分子平反，知识分子重新回到中国历史的舞台，人性潮流开始不可阻挡地形成对大机器经济的冲击。 当瘫痪了十几年的大学重新开始恢复，当优秀的学生重新回到校园，替代当年凭借白卷也可以成为“英雄”的“工农兵学员”，整个社会机制开始重新回到人性的轨道上。 我的高中班主任就是出身于大知识分子家庭，当年在北京上大学的时候，给中央写信提出自己的意见，结果被打成右派，直接下放农村。 改革开放后，当时我们中学的校长专门跑到农村去找班主任，答应给他全家解决城市户口，希望他到学校任教。 当时，中学校长搜罗了十来位老大学生，高中部开始成立，然后吸收“老三届”作为支持这些老大学生的青年骨干，续写了我们学校后来二十年的成功历程。 我的数学老师是“老三届”，后来学的成人本科。 他有一次说起他的经历，他说当时他的成绩非常好，目标就是清华，而且觉得考上清华很容易。 但是，当他准备考大学的前一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他再也没有机会上大学了。 80年代，他去北京旅游，在清华门口照了张像，心理非常不是滋味。 当时，就是这些老师们，以他们的聪明才智和无比的敬业精神，给我们以人性的引领和知识方法的灌输，而且培养了我们的冒险精神。 可以说，教育的口子一打开，人性内在的活力开始换发出来，社会就再也回不到过去完全桎梏人性的环境了。
更为重要的社会因素，就是户口制度逐渐松动，粮票、单位介绍信等限制人身自由的大机器条例取消后，社会开始发生巨大的变化。 在当时，虽然社会文化开始解放人性，但是经济领域的“大机器”模式并没有发生改变。 在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国家又鼓励开办乡镇企业，吸收农村富余劳动力，实施“离土不离乡”的大机器秩序原则。 因为，一旦人口开始自由流动，那么大机器经济很快就会瓦解。 但是，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国门逐渐打开，社会不同地区之间的交往加强，而且深圳等经济特区的建立，都给穷困落后地区的人们带来致富的渴望和冲动。 联产承包责任制这种杀头的事情都敢做，离开家乡去外地挣更多的钱对于农民来说更加容易了。 而且，随着人性解放带来粮食连年丰收，整个社会迅速从大家忍饥挨饿的状态，变成吃上大米白面的生活，所以粮票也成为过时之物。 于是，除了暂住证、遣返制度等大机器仍然试图控制人们行动的措施外，人们已经可以相当自由地去广东打工。 而这意味着劳动力市场价格开始得以实现。 当大量劳动力离开土地，进入乡镇企业和加工厂打工的时候，农田开始被抛荒，社会又一次进入粮食短缺状态，导致后来的粮食价格暴涨。 但是，这次的粮食短缺已经不是1978年前的粮食短缺！
这次的粮食短缺是通过市场机制，对旧的大机器经济体制的颠覆。 前面说过，大机器经济通过垄断价格，一方面压低能源、资源和粮食价格，降低成本，另一方面提高工业品价格，实现第二产业对于第一产业的“剪刀差”，实现大机器的生存。这种压低第一产业价格的做法，必然导致农民没有积极性，无法打出更多的粮食。 但是，在完全的户口管制时代，也就是大机器控制人们人身自由的环境下，大机器即使要让大量的农民饿死，也要维持这个价格。 但是，到了改革开放之后，粮食短缺导致粮食价格上涨，大机器再也无法控制人们的行为，保障自己的利益，也就引发成本的急剧上升。 同时，沿海和乡镇企业生产出更便宜、甚至更好的产品，强迫大机器降低售价，抢夺大机器的市场份额。 而对大机器更为致命的是外资企业的进入。 在改革开放之初，有一段时间中国农业发展导致缺少化肥，引发化肥价格暴涨。 于是，国家进口了不少化肥，结果农民转而购买进口化肥，引发进口增加，很多国营化肥厂停产。 后来国家看到这种情况，立即强令停止进口化肥，强迫农民再回来使用国营企业的劣质化肥，才让大机器经济没有立刻垮掉。 但是，外资企业开始在中国建厂，绕过进口管制，大量生产高效的复合肥，挤垮了大量的国营化肥厂。 于是，在轻工业品竞争不过私企（甚至小作坊），在重工业品竞争不过外企的情况下，到1990年代中期，老工业基地的大多数国有企业开始面临“灭顶之灾”。
从1990年代中后期开始，朱镕基开始采取一系列措施，稳固大机器经济。 当时，中国粮食交易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处于自由市场状态。 比如说，玉米市场价格是0.65元/斤，那么小贩就按照0.55-0.60元左右的价格挨家挨户从农民手里收粮，然后按照市场价卖给本地或者外地的食品厂等大的终端用户。 而这种随行就市的价格机制，让粮食在短缺的时候，直接引发粮价上涨，并且通过粮食价格传导扩张机制，导致大机器的成本明显上升。 于是，朱镕基下令，把粮食流通权力收到国营粮食系统中，禁止小商小贩收粮卖粮，并且按照“投机倒把罪”严厉处罚了一些小商贩。 另外，朱镕基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将经济从“企业办社会”的方式转变到“社会办企业”的方式上。达到三年国企脱困的目标。 于是，大幅提升中央财政在全国财政的比例、工人下岗、住房改革、医疗改革、教育改革、扩大股市规模为国企融资、打击私有经济和“走私”，强化国企对国家基础经济的垄断等一系列措施。 都是减轻大机器负担，稳固大机器基础，保障大机器经济来源的措施。 经济学是研究资源配置的理论，包括收益的获得和成本的负担。从经济学角度来说，通过这一系列的措施，大机器的收益得到巩固，而成本负担大幅减少。 而这也意味着，社会民众的收益减少，成本负担大幅增加。 可以说，早在1990年代中后期，人们变穷的过程就已经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