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馒头经济学”，我们看看大学生就业。 为什么绝绝大多数大学生找不到相关专业工作？ 这个绝绝的大多数表明，现在大学生们在集体冲向一个“贫馒头区”。 大学生们从小作为“工具人”被训练，参加各种课外班，学习各种技能，但是就没有作为“独立人”被培养，没有让孩子自己去理解时间和空间的概念，然后自主地找到“天上掉馒头”的地方。 很多家长会说：“我是对孩子好！” 但是，你们自己都没有找到“大馒头”，还正在丢掉手上的馒头，自己也变得越来越穷。 那么，让孩子按照你们的思想前进，那不是更加走到“死胡同”里了吗？ 所以，无脑的家长加上无脑的教育，就形成无前途的大学毕业生。 然后，很多大学生用了大量的时间去考公务员，这又像无脑的人们看到河东有馒头，于是大家现在都在着急往河东赶。 不要说99.99%的人没有关系，根本爬不到河东。就是现在考上公务员，能吃个一两年馒头，光吃馒头不做实事的人很快就被废掉了。 等过两年馒头突然到了河西，绝大多数当公务员的人们就没有馒头可吃了。 因此，我们现在要考虑的不是这一两年吃馒头的问题，而是不要为了未来一两年能够吃上馒头，导致未来几十年都没馒头吃的悲惨遭遇。 因此，大学生现在最需要的不是“工具人”做苦力或者做太监具体的技能，而是作为“独立人”判断未来馒头在哪里的敏锐思想和对社会的洞察。 而思想和洞察，是大学生“应该”与技校生的不同。 而大学生们以技校生的思维，上着大学生的课程，自然是既找不到技校生的馒头，又找不到大学生的馒头。
从“馒头经济学”的角度出发，我们看看房价问题。 房子是“馒头”的重要堡垒， 其实，更确切地说，不是房产，而是地产，才是“馒头”的重要堡垒。 因为，“天上掉馒头”总要掉到具体的某个地点。 那么，馒头到的这个具体地点，就是“黄金宝地”。 比如说，多个经济区域交汇的地方，就是“天上掉馒头”的主要地方。 那么，离这个地方越近，“天上掉馒头”的数量就越大，地产价格也就应当越高。 所以，如果越来越多的馒头在“涌向”这个地方，那么这个地方的地产价格就会持续增值；反之，如果馒头越来越少，那么地产价格就会贬值。 那么，为什么在美国和日本房价跌声一片的时候，中国的房价屡创新高，开始形成“世界顶尖价格”？ 这就是后文中要顺便提到的“大机器”经济的特点。 通过“馒头经济学”分析，大家就能看出房价的未来。
而其它的关键问题，我会在对“大机器”经济进行分析的时候，进行具体的分析。
因为我对吃充满激情，所以主要的关注点是馒头。 那么，清楚了“馒头经济学”的过去，我们首先来思考“大机器”经济的一个关键问题：馒头与房价的反差问题。 房价只是一个象征，是人们为保卫自己的馒头构筑的“堡垒”的一部分。 房价越高，就说明人们越来越重视“堡垒”，希望天上掉下更多的馒头。 问题在于，未来天上还会掉更多的馒头吗？ 这时候，我们就需要去看馒头，而不是看“堡垒”。 当没有了馒头，“堡垒”将变得一钱不值！而2000年开始后的几年，“大机器”经济正在获得越来越少的馒头。尤其是在2005年之后，“大机器”经济地带的人们生活水平持续下降的状况在明显加速。 比如说，大多数人的工资并没有获得明显的上涨，而从新大学毕业生的工资水平来看，是一个显著下降的状态。同时，国际石油从2000年开始启动，持续上升。 石油带动的各种能源和原材料价格上涨，造成了人们生活成本低急剧上升。 从1999到2009年，人们的收入减少、生活成本上升，说明人们的“馒头”越来越少。 尤其到了2009年，沿海“大机器”经济地区，人们的“馒头”减少已经接近“临界点”，说明当地的“馒头经济”开始进入“枯竭状态”。
在大城市，大多数平民已经开始感受到馒头越来越少，从2008年开始变得非常明显，到2009年后期更是处在馒头减少的加速阶段。 按照这个趋势，2010年人们将面临贫困的“临界点”。 根据亚当斯密的劳动者工资理论，沿海“大机器”经济其实从2000年左右开始，已经开始处于衰退当中。 而到2010年，衰退的程度严重到，开始进入馒头枯竭状态。 那么，我们就要问，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而当清楚了“为什么”，整个大势就变得清晰起来！ 这时候，人们基本上也就不用再问“房价将来会怎么样？ 我是不是该买房子？” 等问题了。 因为，如果“大机器”经济本身如果枯竭的话，那么附着于经济的房子也将变得不值钱。 所以，人们需要考虑的是，如何把个人的资源，包括时间、精力和金钱聚焦于找到“新馒头”上，这才是一个人生存发展的关键。
要找到馒头，首先要在宏观层面上，看看过去的馒头来自哪里。 在任何一个国家，馒头首先取决于政治经济学。 政治形态决定权力的分布，而权力的分布决定馒头的分布。 而美日中的政治经济形态不同，决定了社会经济的不同。 美国由于从开始采取联邦体制，联邦的权力很小，所以只能够在宏观层面影响经济发展，然后通过税收与分配形成“劫富济贫”的调节效应。 这样的政治经济结果是“离散型”的馒头分布结构。 日本则由于人多地少、资源贫瘠，习惯于“举全国之力”进行片面发展，推动特定的产业成长，因此形成“集中式经济”。 中国则习惯于“举全国之力”进行片面发展，推动特定地区的经济增长，因此形成“大机器”经济。 不同的政治经济形态，形成了不同的馒头结果，导致了国民人均拥有馒头数量的巨大差异。 这样的差异决定了未来的经济潜力，尤其是应对经济困难时期的能力。
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说，日本是“集中式经济”。 日本政治权力集中度高，而且由于地方狭小，因此日本中央政府直接控制中观经济。在二战之后，日本经济发展的初期，采取了“倾全国之力”的产业政策。 政府通过全面掌控金融系统，对于优先发展的产业进行资源扶持，实现特定产业的“突破”。 这样的结果就形成了目前的日本经济生态系统。 首先，日本中央政府通过制定产业政策，并且以产业政策控制金融机构，那么金融机构也就围绕政府而建立总部。 然后，各个企业为了获得金融资源和政策倾斜，也围绕金融机构建立总部。 而且，东京作为世界级良港，是日本与进行世界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窗口”。 于是，随着日本经济的迅猛发展，东京形成了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高度集中的城市模式，东京成为日本经济的“晴雨表”。 分析东京的经济，只需要去东京看看就行了。 而这样的馒头集中的模式自然支持了东京的高房价。
权力决定财富。美国的政治权力分散，决定了“离散式经济”的结果。 由于美国“人人生而平等”的立国理念，所以任何一个人都无法决定整个国家的未来。 人们只能够通过妥协和折衷，达成相对有利于大家的决策。 美国从建国开始，就是十三个殖民地的松散联盟。 大家跟英国打完仗之后，就各自回家了。 后来，建立了联邦政府，但是由于华盛顿自己极端厌恶个人攫取公众权力的行为，再加上其他美国先贤们的一致意见，因此将联邦的权力限制在非常小的范围之内。 因此，联邦政府从开始的权力就很小，无法涉及到具体的产业政策等中观经济层面。 虽然联邦政府一直想获得更多的权力，但是这样的意图总是受到法律、税收等政策的限制。 这样的结果是，政治与经济的界限区分得特别明显。 而首都华盛顿因为权力受到限制，一直就是个中小城市，在美国经济中无足轻重。
这样的结果是，美国经济一直是自发式的离散经济。 最初北部是工业地区，南部是农业经济作物区，西部是矿产资源等“拓荒区”。 二战之后，以富有远见的斯坦福大学为代表，大学开始主导经济发展的进程，逐渐形成了现在美国围绕大学而发展的“知识经济”。 纽约虽然起到了重要的知识汇集作用，但是其在美国“偏于一隅”的经济金融地位与东京“全面掌控”日本发展的地位相差的太远了。美国比日本经济规模大得多，而纽约作为美国的经济金融中心，虽然比东京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更强，但实际上从经济规模，经济集中度，还是房价，整体上要差东京不少。 权力结构决定金融形态。 由于权力受到制约，因此各地曾经严厉限制限制金融机构的发展，因此美国金融机构曾经基本上只是由区域性银行组成。 而花旗银行曾经在美国只是个小银行，发展受到限制。 那么，野心勃勃的花旗银行领导们，只能通过国际市场的竞争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银行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