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习惯的俘虏。 如果让“工具人”掌控了资源，那么往往就会按照“大机器”思维方式配置资源。 比如说，在1990年代，所谓的“国际分工论”、“资源禀赋论”、“雁行理论”等成为社会的主流理论。 这个理论说，根据亚当斯密的国际分工理论，中国的人工成本低，就应当发挥低人工成本的优势，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提高中国人的人均收入。 但是，这些理论没有说，亚当斯密说“劳动者工资是经济发展的标志”。 如果按照亚当斯密说的，那么首先应当从提高农民收入和工人工资的角度出发，来进行全盘思考。 那样的话，可能经济发展的模式也就完全不同。 也就不会通过“工人下岗”潮，来解决所谓的改革“攻坚”的问题。 需要强调的是，1990年代开始盛行的理论，以及后来很多人强调的“人口红利”，都是对于1950年代经济理论的回归，也就是对于“大机器”思维方式的回归。 这样的回归，结果就是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社会资源亏损模式。 而“工具人”的行为随着“大机器”思维模式，也开始了学习模仿-落后-再学习模仿-再落后的人类资源亏损模式。 这个模式的持续深化，形成了今天的中国经济现象。
中国从“一五”开始计划经济。 在此期间，采用苏联经济模式，集中财力、物力和人力进行重点项目建设，对发展国民经济实行计划管理。 当时，在东北、华北、华东、西北、中南、西南等多个民国时期已经形成工业基础的大城市，进行大规模工业化建设，也就是“大机器”建设。 而广东、福建等地，考虑到战争等因素，被作为“战略前线”，没有建设大规模工业基地。 围绕这些工业基地，形成了社会资源的集中配置，比如说教育、医疗、养老等支持性服务系统。同时，通过压低农产品价格和提高工业品价格的“价格剪刀差”，实现农业支持“大机器”的目的。 可以说，绝大多数社会资源都在为“大机器”的运转而服务。 在这个时候，占据绝大多数人口的农民，一方面需要负担“大机器”运转的成本，另一方面得不到“大机器”运转带来的好处。 所以，在当时农民“进城”是个非常艰难的事情，因为如果能够进了城，就能够沾上“大机器”的光。 不论考上大学，还是直接进厂当工人，都有幸成为“大机器”里的“螺丝钉”。
改革开放之后，虽然以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开端，结束了过去农民不能自主种田、不能自主养殖家禽家畜、不能自主种水果蔬菜的禁锢型政策，初步解放了农业生产力。 但是，“大机器”型思维模式已经固化在人们的脑海中。 一方面，“南海画了个圈”，全国的资源又集中配置到深圳，形成了显著的“窗口效应”。 而这个窗口仍然是“大机器”的思维模式。 于是，围绕深圳这个“大机器”，广东的经济开始了“蓬勃发展”的过程。 在微观层面，“孔雀东南飞”，大量的人员开始向以广东、深圳为主导的广东地区集中。 由于广东的地域文化特点、当时的社会知识导向，以及政策主导思路，深圳本身成为鼓励个人发展的重要基地。 “独立人”的思想在广东得到最高程度的鼓励，广东也成为中国经济最为活跃的地区。 另一方面，在全国各地大量地方集体企业、农村地区乡镇企业开始建立，仿效“大机器”的模式，建立工程，引进设备，建立“小机器”，并且吸纳当地人口就业。 同时，各个“一五时期”建立的大中型企业仍在运转，于是形成了“热火朝天”的经济增长局面。
1990年代中期之后，国家政策开始向北京、上海倾斜。 在中央大量向上集中财政税收后，北京自然成为“近水楼台”，成为资源最为集中的核心地区。 于是，北京的学校、医院、交通、金融等资源优势继续增强，成为全国相关服务最为集中、质量最高的城市，促进了当地服务业的“爆炸性”成长。 同时，上海开始成为比深圳还大很多的经济“大机器”。 上海实现建设大发展，尤其是浦东大开发，让上海成为高楼林立的城市。 而且，上海也形成了多家大型国有企业，成为支持“核心大机器”的“大机器”。 围绕上海，形成了珠三角的资源聚集，形成了当地的经济增长。 在这样的背景下，学校开始大量扩招，为“大机器”提供更多的“工具人”。
不过在这个时候，问题开始露头了。大家都知道，当时以东北为代表的老工业基地已经难以为继。 几十年来，这些老工业基地的“大机器”没有过系统的升级改造，没有过研发创新，只有“修修补补”。 而运行了几十年苏联设备，本身质量就不是非常可靠，即使再精心地维护，也无法持续。 那么，当这些“大机器”运行不下去的时候，为大机器服务的人们也就被“下岗”了。 而为这些老旧的“大机器”服务的工人们，因为只是作为“工具”被使用，几十年都没有经历过相关的培训和能力提升，所以大多数人都缺乏专业技术和能力。 那么，离开了“大机器”就等于成为毫无技能的人，所以只能回家，或者从事低要求、低工资的工作。 这个情况反映出，“大机器”的投资是巨大的，成本是高昂的，国家能顾了一个、两个或者几个“大机器”，但是顾不了那么多的“大机器”，所以老的“大机器”就只好被委屈了。 就像歌词里说的，“由来只有新人笑，有谁听到旧人哭”。
2005年，天津滨海新区开发成为国家战略之一。 这也意味着，一个新的“大机器”的崛起，大量资源又涌向了滨海新区。 同时，出口加工经济处在“热火朝天”的状态之中，珠三角、长三角、渤海湾地区的加工业极其火爆，很多人看到经济正在“势不可挡”地增长。 但是，就是在这个时候，在很多人不注意的状态下，深圳早已经悄悄地处在衰落之中了。 越来越摸透中国加工企业底细的跨国公司，开始持续地压低加工企业的价格。同时，大规模通货膨胀也在慢慢开始加速。 而“一五时期”的老工业基地处于类似于美国东北的“钢铁生锈带”的境地。在美国，由于政府的政策引导和大量投资，发展了互联网和生物制药等高新技术，并且开发现代服务业，重新塑造了纽约、波士顿、芝加哥等关键城市，开始了东北部地区经济的转型升级的努力。 但是，由于中国的社会资源基本上向北京、滨海新区等地倾斜，老工业基地已经失去了复苏的可能性。 同时，大学扩招还在持续，大学的规模越来越大，大学毕业生已经开始面临找工作难的境况。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沿海的“大机器”开始遇到了难以解决的困局。 早已经开始衰落的广东加速了衰落，而且似乎是朝着难以复苏的方向下滑。 广东一些地方的市政管理和治安已经成为很多外来人口的“噩梦”，因此即使是经济不景气，广东的“用工荒”仍然在继续。 在上海，由于大型国企的“遮挡作用”，让中小型私人企业根本得不到“阳光雨露”，也就难以获得发展，在上海工作的人们更多地需要为大型国企和外资企业“大机器”服务，通过作“工具人”生存。 但是，随着外向型经济形势还在下滑，市场竞争更加激烈，大型国企和外资企业也开始面临很大的问题。 另外，除了出口加工型经济与广东一样受阻之外，江浙的“植入型”经济也在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 在前几年，一些地方政府通过“招商引资”，吸引了外资“大机器”的入驻。 但是，随着经济的持续变冷，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也在艰难度日。 而且，如果一家比较大的外企撑不下去，那么就会形成“破窗效应”，导致更多的企业大面积地撤离。 那么，现有的很多工作岗位也就保不住了。 问题是，在这个时候，大毕业生人数“屡创新高”，而且都是按照为这些“大机器”服务的“工具人”方式培养的。 也就是说，当需求还在持续减少，甚至开始负需求（更多的失业者争夺现有的工作），这些大学毕业生也就开始面临更加艰难的时刻。
迪拜危机是一个预警，表明新兴国家的经济下滑并没有结束。 而如果这些国家经济状况持续变差，会拖累欧美日等发达国家进入新的一轮经济衰退之中。 新的衰退就意味着消费进一步萎缩，导致国际经济形势进一步变冷。 也就是说，世界产能过剩的局面进一步深入，那么也直接会影响到中国的生产状况。 尤其是对于这些“大机器”，产能过剩达到15%-20%的时候，可能就难以为继了。更重要的问题在于，现在的经济状况是，老的“大机器”已经基本上报废了，而新的“大机器”面临“无米可炊”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