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在“工具化”教育的方法下成长，必然具备“工具人”的关键特征。 “好学生”的意思就是会做数理化题，会考试的学生。没人关注孩子的身体健康、心理健康、社会综合技能等等。 因此，即使是成了大学生，仍然像“大儿童”一样，缺乏独立的意识，缺乏独立的思维和见解，更是缺乏在社会中生存发展的独立能力。 在2002年美国经济处于非常困难的时期，耶鲁大学校长在毕业典礼上对本科毕业生说，他们是社会的精英，应当起到领导社会发展的作用。 但是，“工具文化”从小开始灌输，已经深入到大学生的底层思考。 在大学生比例比美国低的太多的中国，当没知识没文化的既得利益者对大学生说，大学生已经过了“精英时代”，进入以实际技能为主导的“工具时代”的时候，很多大学生就相信了。 所以，不少大学生开始学习所谓的具体技能，本来应当定位“知识精英”、推动社会前进的大学生，将自己定位为“高级技工”，也就是“工具人”。 而一旦“大机器”出问题的时候，大学生也就失去了方向。
2010年，大学生毕业生将面临一个新的困难之年。 二、三月份开始，700万准备新毕业的大学中，绝大多数将完全失去方向，面临着无工作可找的情况。 2009年，广州的数据低于10%，到2010年，这个数据将更低。 而且，比2009年更加严峻的是，2010年积压的不仅仅是2010年的大学毕业生，而是2009年毕业的绝大部分毕业生仍然在寻找工作，同时在经济困难时期，更多失去工作的具有几年工作经验的大学生也重新回到人力资源市场，争夺越来越少的职位。 到2010年六七月份，绝大多数大学生已经不必要找工作了，不是因为大家都找到了工作，而是因为没有工作可找了。 很显然，已经花了家里十几万、几十万的大学毕业生们，又要面临一个新的问题，到底要去干嘛？ 准备考研吗？ 只不过是将失业的期限推后几年而已，而且比例相当有限。 考公务员吗？ 几千分之一的录取比例，而且是内定的名额，一般人只是做个分母。 进垄断企业吗？ 不是本系统子弟（大机器的一部分），相当“工具”都没有资格。 那么，方向在哪里？
暂时找不到工作不可怕，可怕的是人们失去了未来的方向！“工具人”的价值是依附于“大机器”而存在的。现在，“大机器”不需要“工具”了，那么这些“工具人”就得自谋出路。 但是，长期以来，“工具式”教育系统只教孩子们做数理化题，从来没有告诉孩子们，真实生活中什么是有用和实用的知识，如果在生活中碰到困难该怎么办。 看看大学里面教的课程，到底有几门专业课程是有用的？在有用的课程中，到底有多少内容是超前于时代的？ 即使不超前于时代，有多少是与时代同步，能够现学现用的？还有多少课程是引导大学生更好地生活的？ 大学生们了解社会真实的运作机理吗？了解真实社会的发展方向吗？ 他们在课余时间做的事情，是更好地适应社会的吗？ 那么，让对社会一点都不了解、连工作都找不到的大学毕业生们去“创业”，可能吗？ 可以说，大多数“读死书、死读书”的大学生们连社会的大门朝哪里开都找不到，更不用说去进行异常“艰难凶险”的创业了。既不知道如何找工作，更不可能“创业”的大学生们，出路到底在哪里？
学生家长必须进行反思了！如果说，2009年的大学生就业率给人们敲响警钟，那么2010年人们将全面被迫思考“工具化”教育系统的问题了。 父母每天逼迫孩子做作业是在干什么呢？ 肯定是要让孩子上个好大学。 为什么上好大学？ 因为，在人们的普遍观念中，上大学后就会有个工作，上了好大学就会有好的工作，好的工作就意味着好的收入和好的前途。 这是三十多年来，人们想像之中的上学与获利之间的逻辑。 但是，突然之间，人们发现，社会逻辑变了。 似乎就在顷刻之间，上好大学就能找到好的工作的逻辑已经行不通了。 2007-2008年，大学生们还能凑合找个跟知识或者专业挨点边的工作；到2009年，大学生们已经找不到什么正经工作了，但是还能找到所谓的“低价实习”的地方；再到2010年，新毕业的大学生可能连实习的地方都找不到了。那么，以后的家长必然要思考，大学已经变成了一个“死胡同”，花钱和花时间还值得吗？
“工具化”教育系统将发生连锁反应。中国的父母无疑是非常功利的，就像人们炒股票那样功利一样。当股票价格涨起来之后，人们就蜂拥而入，希望从中获得“一杯羹”；当股票跌下去，让买股票的人们已经损失惨重的时候，人们又急于斩仓，于是在“黎明前的黑暗”倒下。 同理，父母们必须要看到大学教育给孩子带来的实际利益，才愿意给孩子进行大量投资。 当大学变成了“死胡同”，那么花费巨资、牺牲家长的大量时间、牺牲孩子的休息和娱乐，然后再上大学，还有任何意义吗？ 如果上大学没有任何意义，那么围着“高考指挥棒”转的初高中还有学习的必要吗？ 家长们花费巨资给孩子“择校”，通过给老师送礼“讨好”老师，给孩子花很多钱购买教学相关材料，这些花费在突然之间，似乎都变成了毫无意义的费用。尤其是在生活日渐艰难的环境下，家长必然要认真考虑考虑自己的钱花得值不值了。
更重要的是，人们感觉到依附于“大机器”的教育系统正在面临瓦解。“大机器”的主要特点是，力量强大，可以让很多人依附。但是，“大机器”的最关键弱点，就是无法应对“经济变局”。尤其是面对国际经济危机的时候，“大机器”更容易被淘汰。 比如说，在广东沿海地区，有一些曾经成为业内领导者的出口加工企业。 这些企业吸引了大量的员工，也就需要相应的“工具型”大学生管理人员维护企业的正常运转。 这时候，“工具人”也就获得了一定的收入，而且企业已经这么大了，所以人们都在憧憬着企业能够上市，人们也能获得一些股票，小发一笔财。 但是，当国际金融危机突然爆发之后，一些这样的大企业很快倒闭关门，让人们“措手不及”。 其实，危机的征兆早在2007年就已经显露出来，但是大家作为依附于“大机器”的一部分，根本没有看到经济环境的变化和“大机器”的变化，或者人们看到变化也不愿意承认，最后大量人员只能面临失业。 这时候，依附“大机器”的教育还在为“大机器”培养着相关的人员。 那么，也就意味着，这些正在培育的大学生还没有毕业，就已经接近被社会淘汰的状态了。
另外，依附于“大机器”的教育必然是学位“工具化”。 工具往往就意味着可以复制的，缺乏价值感的。 培养“独立人”的大学是一个社会的“灯塔”，照亮整个社会的进程。 在依靠大学崛起，创立现代大学体制的德国，其前总理科尔说：“我们德国人对大学教授的尊重远远超过对商业巨子、银行家和内阁部长，这就是我们的希望所在。”而德国的博士学位意味着意味着极高的含金量。 博士意味着一个聪明而且勤奋的人，在某一专业领域通过十年左右的学习和研究，达到实现创新的能力。 而且，在获得学位后，还需要不断地进行学习研究。 这种学习和研究是基于“知识至上”的思想，或者说是“为了知识而知识”，“为了理论而理论”的原动力。 知识创造经济发展，这些博士领导着德国尖端科技创新，推动德国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而在一次高等教育国际会议上，人大校长纪宝成称：“中国最大的博士群体并不在高校，而是在官场。” 也就是说，学位已经成为一个工具。 在职官员能够获得学位，说明博士学位只是一个“附属品”。一些官员读博士很容易，跟导师沟通沟通感情，找秘书或者助手听听课、做做笔记，找高水平“枪手”写写论文，就能得到博士学位。 然后，拿着博士学位的官员立刻就跟一般官员不一样了，博士领导也就意味着“更高”的管理水平，也就有了更好的升迁跳板。 同时，大量无权无职的学生博士候选人，只能靠自己艰苦的学习，靠给导致做“免费包身工”，最后才能够拿到博士学位，但是这样的学位在社会上还能体现出什么价值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