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曰“号子”文化。号子原本是生产劳动中形成的一种民歌。而官场的号子，则表现为一种口惠而实不至的空头口号。上头一句话，下头就当成号子跟着喊，犹如传声筒，口号震天响，手上却不见出力，脚下也不见使劲，最终落实不到行动上来。这种“号子文化”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却屡见不鲜。文章成了“八股文”，千篇一律，空洞无物；会议成了“二传手”，层层因袭，装模作样；讲话成了“传声筒”，老生常谈，人云亦云。“号子”的实质是敷衍了事，应付塞责，是得过且过，不负责任。“号子”文化滋生蔓延，一不能解决实际问题，二让群众厌烦，三还会造成种种假象，误导领导，误导群众，最终败坏党风和社会风气，损害党和人民的事业。
四曰“杯子”文化。时下，某些官员白天捧茶杯，晚上捧酒杯，成天围着杯子转。有些人一个晚上要赶三、四场，应接不暇，疲于奔命。消费的大多是集体和他人的钱，消耗的是自己和他人的时间、精力乃至身体，可谓有害无益。但千万不可小看了杯子，对于有些人来说却至关重要，因为千言万语在杯中，言由杯出，情从杯来，事随杯成。难怪有些官员对杯子又恨又爱，难舍难分。“杯子”文化盛行，是某些官员生活形态的真实写照，反映了少数人沉湎酒肉，纵情声色，碌碌无为，游戏人生。杯子中建立起来的所谓的关系和感情，往往还会成为腐败和不正之风的温床。“杯子”文化的滋长，必然导致某些官员意志消沉，不思进取，甚至罔顾党纪政纪，结党营私，贪赃枉法，必须予以高度警惕。
上述不良文化，虽然只是个别出现的苗头，但绝不能掉以轻心，等闲视之。“千里之堤，毁于蚁穴”。要避免社会上的不良文化污染干部队伍的风气，必须加强教育，促使干部洁身自好，廉洁自律；必须健全制度，约束干部权力，使其无机可乘；还必须加强监督，发现问题，及时遏止。
第二十五章关于官本位文化问题(二)
对权力没有排异性，是中华传统文化的致命伤
对权力没有排异性，是中华传统文化的致命伤
权力是毒药！权力的毒性与海洛因极其类似：
它使人产生快感，掌权者就如超人一般，想干什么就能干得成；
它使人成瘾，一旦成瘾，依靠掌权者自已的力量摆脱是不可能的；
它使掌权者在符号世界里的相容性与排它性失去平衡，从而丧失人性。
对权力，这样一个可怕的东西，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给出的答案是什么？
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给出的答案是：权力绝对没有毒性，是一个令人神往的舞台，是一个能充分展示人性美好属性的道具。
中国史书上的圣人之极，莫过于尧、舜、禹这三位。此三位圣人间权力的“阐让”是上古最美丽的传说。
中国历史书籍告诉我们：掌握了绝对权力的伊放勋先生（尧帝），笑眯眯地、心甘情愿地，把手中的权力“阐让”（无偿赠予）给了姚重华先生（舜帝）。然后，姚重华先生（舜帝）又笑眯眯地、心甘情愿地，把手中的权力“阐让”（无偿赠予）给了姒文命先生（大禹帝）。
当今，全世界毒品泛滥。我在此通过网络向全世界求证，可曾有人发现过：瘾君子把皮包中的海洛因笑眯眯地、无偿地、全部相赠给别人，哪怕此后，自己毒瘾来时，痛苦得满她打滚也在所不惜的例子？！
我断然坚信，全世界找不出这样的例子。过去没有，今天没有，将来也不会有。
考察权力的毒性，“阐让”完全等同于瘾君子正在把皮包中的海洛因全部相赠给别人。这真是奇怪的逻辑。这种饱含奇怪逻辑的“阐让”（无偿赠予）喜剧，却是中国历代文人笔下的伊甸园！？
不幸的是，这奇怪的逻辑竟把孔夫子也蒙着了，以孔夫子之睿智，竟把他的全部理想，就建筑在这虚无缥缈的流沙之上。悲夫。
可以这样概括：儒家是一个探讨“担当”学问的学派。最高理想是修齐治平。这一切，都以“担当”为核心的。对自已的良知“担当”；对他人“担当”；对家族“担当”；对国家“担当”；最终对天下“担当”。儒家“担当”学问在中国谩长的历史长河里，培养出一代又一代光照千秋的“担当者”。
孔老夫子是一个伟大的文化战士，他的睿智，为中华民族留下了永垂不朽的精神财富！但是，他同时是一个迷失了担当方向的战士。中国的悲剧在于，自孔老夫子以降，所有的“担当”者，统统“担当”错了方向。这就是在民主思潮日新的今天，中国传统文化之魂魄——儒家学派——饱受垢病的原因。
怎么错的？就错在对权力只有认同而无排异上。
身体具有排异性是保持健康的必要条件。艾滋病说穿了，就是一种破坏人的免疫系统，让人失去排异性，从而百病丛生，最终呜呼哀哉的疾病。请注意：艾滋病毒并不直接攻击人的任何器官，只是“温柔地”让人丧失排异性。
全世界都可以证明这“温柔一刀”是何等的可怕！
中国上古对权力性质的错误诠释，把权力看做“绝对没有毒性，是一个令人神往的舞台，是一个能充分展示人性美好属性的道具”，恰恰如艾滋病毒，令中国人精神上的丧失对权力的排异性。这是多么可怕的“温柔一刀”啊！
一个人文系统需要的是对权力的相容性与排它性的平衡。对权力的单边式的只讲相容（服从），不讲排异（质疑），这样的人文系统，是永远不可能建立起对权力的有效制衡机制的！
产生这种后果的原因在文化层次上！而这个原因的根，竟然深植在五千年前的“阐让”传说。正是这个“阐让”传说蒙蔽了中国人的眼睛，使得中国人误认为：权力绝对没有毒性，是一个令人神往的舞台，是一个能充分展示人性美好属性的道具，只要能创造出足够好的条件，尧舜即可再世啦。
直到今天，“媒体”等主流语系，仍然在津津有味地鼓吹，权力绝对没有毒性，是一个令人神往的舞台，是一个能充分展示人性美好属性的道具这一神话。
君不见，庶民偶受小惠，对着“公仆”感恩载德，蠢血沸腾，这正是“媒体”最热门的、津津乐道的、没完没了的主题。
其实，公仆与商店之售货员没有区别，你付钱，售货员给你生话的方便，你交税，公仆也应该给你生活的方便，庶民不需要对“公仆”感恩载德！
在倡言民主与和谐的今天，我实在搞不懂“媒体”究竟想干什么？是恭祝皇帝老儿再活五百年？“媒体”先生们，如果你们的鼓吹真的变成现实，是不是嫌地球太拥挤？让中华民族给别人腾地方？你们也太“大公无私”啦！
只有当中国人在心理上认清了权力的毒品特质，从而建立起对权力的排异感，中国人才可能真正开始民主化进程。
“表态”文化
大批判总有这么几个特点，一是这些大批判都是由上面亲自发动、亲自指挥的，无一例外。二是这些大批判都是作为政治斗争的一种手段。这也很少有例外。三是这类大批判都有统一的口径。大批判的主题、范围、罪名，甚至用语都是统一的。
大批判必然带来大表态。批判别人是手段，表白自己是目的；名为批判别人，实为自己表态；批判了别人，也表明了自己的态度。那些与被批判者有牵连者，通过大批判可以表明自己已与被批判者划清了界限，已经反戈一击；那些与被批判者无干系者，亦可通过大表态来表明自己的坚定立场，以免引起当局怀疑。足够规模的大批判和大表态，会在社会中形成极大的政治压力，迫使被批判者屈服，迫使未被批判者驯服。众多参加大批判者并不是对被批判者真有什么深仇大恨，而是担心不参加大批判和大表态会引起统治者对自己的忌恨，会被认为是不忠的表现。
大批判和大表态是封建社会的政治文化现象，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很难有它的生存环境，很难想像一个美国教授、一个英国作家、一个法国官员、一个德国公民，会参加全党、全民的大批判、大表态。按理说，我们是社会主义的国家，应该和封建社会的这种政治文化更是格格不入，可遗憾的是，我们不但弘扬了这一民族传统，而且还光大了，所以才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了全党共诛之、全民共讨之这样违背法制、践踏人权的众多冤案、惨案。
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竟然比封建社会还要热衷封建的政治文化，这是因为我们现行的政治体制内尚有滋生这种政治文化的土壤。因此要在我们这片土地上彻底根除大批判和大表态．需要将20年前邓小平倡导的政治体制改革认真地贯彻和继续下去，真正建立一个民主的国家。
如果民主化的过程是个审慎的漫长的过程，尚需等待条件的成熟，那么有些非关全局而且呼声很高的事情如新闻体制的改革是否可以先做起来，使中国的传媒真正地成为朱总理所说的“群众喉舌”呢? 如果连这点改革目前也难以做到，那么至少在今后还不得不大批判和大表态的时候，能否将被批判者的全部情况告知人民，而不是只告知部分，不是只告知对被批判者不利的部分。既然我们一直宣称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那么我们至少应该向人民提供真实可靠的、全面客观的信息服务。如果掩盖和封锁某些重要信息，那就是政府对人民的侵权，侵犯的是人民的知情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