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书也是干部，没有理由不让他们进步。但问题是，他们的进步应该回到公平竞争的轨道上来，如果有领导干部的后盾作支撑，如果领导干部总是优先考虑秘书，这就成问题了。
权力腐败的“纵向”效应（指上下之间的关系），其力度和波及面相对还是有限的；而当权力腐败既“纵向”发展，又“横向”跨地区、跨行业发展时，其效应就可怕了；行业部门的“横向”制约将被摧毁，腐败将纵、横无阻，以全方位滚动式发展。
现在一些官员出事，不是出在制度上，而是出在官员缺乏遵守制度的意识上。一个官员要是真想廉洁从政，一部宪法、一部党章就足够了。特权思想是制度的第一杀手，特权以及特权思想让人入迷，最终也会害人；但是约束特权和克服特权的确不容易。
不太富裕的地方官员事权与财权有冲突，“弄钱”成为官场的“潜规则”以后，将赃款个人支配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了。这说明腐败已经深入官员的骨髓。
现在官员的工资普遍偏低，但还是有那么多人争着去当官，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官员的灰色收入很高。这说明现在不是国家财政在养着官员，从某种意义上讲，是腐败收入在养着官员；不是纳税人在养着官员，而是官员自己依靠腐败 技巧在养着自己。
能够大手大脚给领导送钱的人，十有八九他的钱就来得不正当。
权力与腐败仅一步这遥。当一些细微的不正常行为和不良欲望被默认或者不被及时制止时，这种欲望就会慢慢膨胀。每一个官员都有一定的权力，但权力和腐败注定了亲密无间，两者之间仅一线之隔，当权力缺乏监督的时候，就必然导致腐败。监督的缺位，使得腐败官员走得顺畅和轻松。
小秘书有大能耐。在古代都是宦官和管家当道，到了今天秘书可以左右大局，这是有道理的。官僚中有一部分是秘书出身，靠实力升上去的就必须实力超群，更得有人提拔和推荐。
腐败者是以有一定的权力为前提的，经过腐败之后，有权又有钱，呼风唤雨好不得意。但是，人们发现腐败者有五怕：一怕群众检举；二怕小偷光顾；三怕拔出萝卜带出泥；四怕被“咬出来”；五怕反腐败力度加大。
贪官为什么年轻化？
一是耳濡目染。未入官场就明白，头上的乌纱帽自始至终都在领导手里什么时候给你，什么时候也可以罢你，于是唯马首是瞻；再发现“腐败”结成一个“圈”，圈子里的人利益均沾荣辱与共。
二是政治信仰缺失。政治是虚的，理想是远的，权力是硬的，票子是实的；去掉虚的，扔掉远的，抓住硬的，捞到实的。
三是制度设计有问题。我们的制度就是吸引人才去做官。传统的人才体制，以权力为中心。所谓的人才，实际上是由权力者恩赐的，官本位和权力的依附性决定了他必须唯上是从，按规则出牌，也必然复制出权力体制中的不平等和森严的等级，有“位”才有“为”，干部的为，就是保住“官位”。
四是民众监督的缺失。任何一项制度行之有效，没有民众的热情参与，百姓的积极监督，其生命力很难持久。
关于学术腐败问题
当下学术腐败的肆虐，学术公正的紧缺，导致社会心理严重失衡。关系代替水平，掏钱可以买到核心期刊的版面，这就是当前学术圈内的潜规则。
在人们心目中，学术圈应该是一方净土，然而现在却是“潜规则”盛行取代了学术，“关系学”取代了科学。说这种学术腐败让人触目惊心，一定也不过分和夸张。剪刀加浆糊凑成论文，然后掏钱却买版面，更有甚者，连剪刀、浆糊都懒得却拿，所谓投稿，已无须寄送文章，而改为直接交钱。还有的不惜重金，从国外邀请知名学者、专家到单位演讲、做报告，付给高额报告费等方式，请专家在发论文时帮忙署名。总之是为了欺世而不择手段地盗名。
何祚庥院士还揭露了目前学术圈内的三个关系网：一是由血缘或师生等自然形成的利益近亲关系；二是以利益分层或者利益补偿为筹码，通过公关等方式临时建立的关系；三是赞助企业与个人之间千丝万屡的关系。三个关系网把学术圈异化成了“利益圈”，在这个“利益圈”中，不搞科研拉关系的就能如鱼得水，成为“冠军”，不拉关系搞科研的就会捉襟见肘，四面楚歌，成为“孤军”。
我们的学术界腐败严重，和体制有一定的关系；体制问题之一是整治腐败不力，包庇、纵容腐败。科研体制最大的问题是科学资源分配不公。现有的科学资源分配不能体现国家利益。学术腐败的深层问题还没有抖出来；学术腐败 和更深层腐败有密切关系。
学术圈子里有一个人所共知的潜规则——只捧场，不拆台。
学术腐败与官场腐败密不可分。中国至今实行的是官本位制度，研究职务都有一定的行政级别，例如系主任是处级，校长是局级，院士是副部级等等。名为学者，实为“学官”。科研、教育机构并不具有独立性，而是官场的一部分。因此，官场腐败必然会导致学术腐败，也必然要包庇学术腐败。
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学与仕倒是真的成了一体。大批中、高级行政官员都获得了硕士、博士学位。
学术腐败也与经济腐败密不可分。大学办公司，学者变学商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但是真正的科技成果要实现产业化、走向市场需要长期探索，假产品却可以快速得到回报，并且一本万利——它需要的只是让科学家来打高科技的招牌。
凭借权势在自己并未做出贡献的论文上挂名，也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
学术腐败猖獗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监督和处罚机制，以至学术腐败代价极低，获利极大。虽然现在互联网揭露和媒体关注形成一定的舆论监督，但是即使腐败者被揭露出来，也几乎毫发无损。
为什么一般人员对科研项目立项和凭奖望尘莫及，而行政领导领衔即可顺利通过？一般科研人员婚姻行政领导的天壤之别，往往仅在于行政权力和“学术话语权”。有价值的科研项目和成果不能立项和凭奖，而附加了行政权力和“学术话语权”后，即成为可能，这说明什么？其中是否存在着权力寻租、权力互换、甚至权力交易？“学术腐败”的资本与其他腐败并无二致，同样是权力。所以，改变科研项目立项和凭奖的现状，关键还在于遏制行政权力腐败和学术权力腐败。
学术腐败与政治腐败，发生的领域不同，表现的形式不同，但就腐败而言，却没有本质的区别，否则就不叫腐败。不存在哪一种腐败可以谅解，哪一种腐败可以开脱。目前的状况是，提到政治腐败深恶痛绝；提到学术腐败不以为耻。学术腐败是病毒，租碍科学技术的发展，侵蚀创新国家的建设。
学问附着权力，势必变成奴隶；学问推崇权威，势必变成乌龟；学问依靠权术，势必变成骗术。
行政办法难遏学术腐败
科学技术部11月9日正式发布《国家科技计划实施中科研不端行为处理办法（试行）》，剽窃他人科研成果、捏造或篡改科研数据等6种科研不端行为，将可能受到收缴科技计划项目经费、降职、解聘、开除等处罚。
科技部出台办法应对科研不端，对于治理学风是件好事。但依靠行政办法来遏止学术腐败的学术治理思路，是否真能达到遏制学术腐败、科研不端的目的？
目前中国的学术风气不正，其根本原因与其说是大家对规范缺乏共识，或者行政惩治不力，还不如说是整个学术生产和评价机制发生了问题。具体地说，是缺乏学术的自主性和行业内部的有效监督。
而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现行的学术体制完全是行政式的体制。这种行政式的学术体制，遵循的完全是行政管理体制的以权力为资源、以利益为指归的权力游戏规则。谁掌握着某种权力资源，谁就可以为个人的晋升和发展，或为小集团的利益创造实现其某种现实利益的机会，也就可以无视甚至剥夺他人的利益和机会。
在这种学术行政化、进而行政利益化的学术秩序生态下，为取悦于权力、博得行政认可，学术行为的非学术化、背离学术规律自然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势。科技部推出办法，虽然有其震慑的功效，但仅仅是治标之方。要从根本上杜绝学术腐败，形成良好的学术风气。需要改革现有的学术体制和教育体制，需要构建合理的学术评价体系，需要建立严格的学术监督和制约机制，需要学术界廉洁自律，让学术行政化退出教育和科研舞台。
因此，仅仅依靠行政办法遏止科研不端不是治本之策。治本之策在于运用道德规范和行政手段解决科研不端、学术腐败问题的同时，必须建立完善的科技体制、法律法规和制度措施，如果关于学术自主性原则不确定、相关法律规定依然缺位，那么就容易让人担心，主管部门的坚决态度是否能转化成行为实效，严惩剽窃他人科研成果、捏造或篡改科研数据等科研不端行为的目的是否能够实现。
核心期刊中的腐败
作为代表一国学术水平的核心期刊,一旦陷入利益纷争的泥潭,必然会走向公平竞争与学术清明的反面,荼毒学风,贻害无穷。
在国内的学术界,有这样一个术语与科研成果、晋升职称、评奖、聘用、学位、高校排名等密切相关,那就是——“核心期刊”。同样是这个词,也与学术腐败、权学交易、钱学交易等学术界不良风气关系甚密。以“核心期刊”为中心,有一群人游走在学术的灰色地带,串联起一条巨大的利益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