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处理是门学问，有时妙不可言。这是政治家的风度和冷静，是处理矛盾的技巧。
不承认就是没有发生过的——或许我们只能拥有这样一种真实。在问题逐渐生活化、技巧化的时候，我们所能拥有的真实就越来越只能是设定的。
不完全市场下政治生态的特征之一，是下级官员绕着上级官员的屁股转。它名正言顺之处在于，可以为一方百姓争利谋福，也让官员含有个人诉求的利益动机变得更加隐晦。
要想在仕途上发展，必须上面有人看重你，替你说话。直奔权力源头变得尤为重要。
诞生了一个大人，带出了一批小人。
上级与下级的关系，近乎于手和橡皮泥的关系；橡皮泥你想怎么捏就怎么捏，想捏什么就捏什么，越是基层越是好捏。
相对于掌握着决定权的一把手，其他人任何有个性色彩的表现都可能被看成对着干。对着干的人自然有，但至少必须具备两个条件：要么性格强悍，凡事能豁出去；要么背景强硬，无所顾及。最好的办法是选择回避，不对着干。
官出数字，数字出官。
批评领导，官位难保；批评同级，关系难搞；批评下级，选票减少。
干部被分为两种：“会干的”和“不会干的”，有的只能得到群众的好评，却得不到领导的赏识；要得到领导的赏识才能获得更多提拔升迁的机会。会干就是要知道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该干的一定要干，而且一定要不惧怕任何困难，敢于排除任何阻力，一干到底，干出成效。领导想干的、领导喜欢的、能给领导脸上增光添彩的，都在该干之列。
“会干”的不但干出了政绩，干出了名声，干出了领导的赏识，更干出了仕途得意飞黄腾达的结果。
干工作有“会干的”和“不会干的”之分。从历史上看，包拯和海瑞都是清官，但为什么只有海瑞被罢官，而包拯却没有被罢官呢？这就是“会干的”和“不会干的”的区别。包拯的过人之处就在这里，他善于理解领导（皇帝）的意图，知道哪儿该动真格的，哪儿该做做样子。其实，造成两人命运不同的关键是，一个只是对下，而另一个是不仅对下还有对上。对下，皇帝可以容忍；对上，把矛头直接指向了皇帝，让他老人家不舒服，他会让你舒服吗？正所谓“谁要是影响我一阵子，我就要影响他一辈子”。
不管领导喜不喜欢的“蛮干”，不考虑出不出政绩的“瞎干”，捞不着任何好处的“白干”等等，都属于“不会干”的行列。
现在一级级领导都喜欢任用开拓型的干部；所谓开拓型，无非就是敢闯敢干，敢为人先的。
什么是人才，用人才的人才，才是真正的人才。
功高盖主对于从政的人来说，是犯了大忌。
你的能耐再大，不能在战略上大过上级，同时也不能在操作上大过下级。
在中国官场，官在你上，那么知识也好、能力也好、品德也好、威望也好，便都在你上，甚至实际年龄比你小，也可以做你的长辈。为什么小官见了大官用装孙子，就是这个原因。
一个人当领导跟当群众是不一样的。当群众时，你有毛病别人看着，要说，要议论，就容易传出来，慢慢对你的印象就坏了；可一旦当了领导就不一样了，你高高在上，部下跟你也不是天天在一起，你的毛病在同志们面前就容易隐蔽；即使他们发现你有什么毛病，也是能够容忍的，是可以视而不见的，在一个片面讲究行为修养的社会里，谁也不会说出来，谁也不会在领导面前找事。更有趣的是，有些毛病，当群众时是毛病，一当领导就成了个性。你的毛病突出了，你就有鲜明个性了。
有些时候，领导的特点就是不讲道理——因为你要讲的道理他都懂，他只有用不讲道理来对付你的道理。
文才再好，也要让秘书代笔；车技再好，也要司机开车；口才再不好，也要亲自讲话。
对于领导的隐私，作为下属最忌讳知道这类事情。无论是近代还是现代的组织中，知道机密过多的人，往往都会被除掉，没几个有好下场。
跟顶头上司顶撞是没有好处的。
官场守则第一条：切忌独立思考。
在官场的潜规则里有一条：永远比领导慢一步。
县官不如现管。这是一条官场定律。大家都心如明镜一般地知道：违背直接上级指令的代价远远大于违反最高层机关命令的代价。因为在自上而下、层层授权的压力型权力体制内部，官员荣辱成败的最大决定权往往操纵在近在咫尺的直接上级手中，而远在天边的“中央”却常常鞭长莫及。中央政府单枪匹马对付千千万万个官员，指令层层下达、效力层层递减，最终注定是力所不及；就是处罚，也未必会准确无误地落到自己头上；而地方命令的杀伤力则大得多。
下级对领导的指示要始终做到不怀疑、不论证，坚决照办不走样。
一个当惯了领导的人，最大的希望莫过于别人在他面前坦露心迹。如今这个时代，一个先前的老领导，在旧部下面前是不会有多少好口碑的。而且一个新的一把手，也不愿意经常听到部下们对旧领导的掂念。从古至今，官场上对此都讳莫如深。一个人如果还想在官场上飞黄腾达，不避讳这些，显然是要吃亏的。
关于会议问题
无论是企业，还是政府、事业单位，会议都被当成沟通和决策的重要手段。随着政府部门的放权，政府的会少了，企业的会多了；在企业里，大型的会少了，小型的会多了，这些都是基于沟通和决策的有效性考虑，也是为什么现在人人都觉得有会开的重要原因。这个过程，从改革开放之初业已开始，因此，“沟通”和“决策” 是广大会议分子最为熟悉的第一批会议敏感词汇。
高级会议分子：
他们是政府机关、事业单位的一二把手或公司的老板、高管，在会议上，他们通常是主席或贵宾。手中的权力使他们在会议过程中不敢随便表态，往往顾左右而言他，或者讲一通永远正确的废话。
共同特征是：都研究过中国革命会议的历史，遵义会议、庐山会议等重大会议的深刻教义他们烂熟于胸；他们惯于抽象概括，出口就是一、二、三。边说一，边想二，在一个分支话题里扯多远都能再拉回来。表态时充满了技术性的智慧，喜欢用先肯定，再转折的表述方法，如：“行，我觉得你说的没错，但是，如果……又怎么办呢？”爱用“啊，……”作为一句话的起头。
中级会议分子：
他们是单位的中层干部或部门经理。在不同会议上，时而是发言的主力，时而是坐在主席台上但不发言的人，时而是主持人，时而是陪会的听众。因为承上启下，中级会议分子在体力上是最累的。
共同特征是：手机常设在静音状态，经常在厕所里或厕所附近打电话；知道什么会上应该毕恭毕敬，什么会上应该慷慨陈词，什么会上应该休养生息；因为很可能会出现“会冲会”的情况，跟他约时间，他总是先说：“好，没问题，就这么定”，然后再加上一句：“到时候再确认一下”；不管听没听清别人说什么，都习惯性地说“好的好的好的”。
低级会议分子：
俗称是群众，听大报告、全体员工大会或自己小部门的例会，是他们仅有的出场机会。
“开许多会，来决定一个会怎么开”的漩涡之中，这也成了许多企业市场部、办公室、公关公司、展览公司惯常的工作状态。办一个最普通的外部会议所涉及的印刷品、礼品、会场布置、场内服务、场外展示单元、新闻宣传、吃饭、住宿、交通、接待，诸多环节都得开会讨论，逐一落实。
会议史话
有考古者发现，从远古开始，人类就产生了开会的形式。当时，大家聚集在一块空地上，讨论一块肉或一张兽皮如何分配，以及安全等问题。现在看来，这是人作为群居动物的本能需要。
之后，随着社会等级的出现，什么级别的会议，就由其相关等级的人参加。由此，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开会分子和集权政治。 自古，皇帝早朝实际上就是开会。
自从会议有了级别，参加会议就成了身份的象征。需要通过会议的形式来体现自己的身份。于是，全国人民都成了会议分子。文化大革命时，更是天天开会，夜夜开会，会议分子分成几派。
中国自改革开放后，商品经济出现，会议出现了职业分界趋势。会议分子因为职业的不同而参加不同的行业会议，无界别的全社会统一大会越来越少了。与此同时，有些政府部门也在想办法减轻会议负担，出现了无会周、无会旬，把官员从文山会海里解放出来。
现在，农村村民自治和城市社区自治已经成为社会趋势。在农村，有了村民代表，所以基本不需要开全体村民大会。在城市里，只有当社区居民在为了共同的利益和开发商及物业公司论理时，才能召集起会议。
说到底，会议的本质就是解决信息沟通的问题，现在由于媒体和通讯工具的发达，已经部分地消解了传统意义上的会议功能。
一个开明的社会里，领导是不怕下属成为会议分子的，下属也不担心领导认为自己开会有图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