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长生都吓坏了，我们坐在地上，张开嘴巴，却一句话也喊不出来。高大的黑影很高兴，他一摇晃，纷乱的头发就披散在了脑后，月光下的那张惨白惨白的脸显得更为恐怖，他离开了白杨树，一步一步地走近我们。近处，白杨树叶子哗啦啦地响着，而远处，则是鬼过河的尖利的啸声。

我们都极为后悔，后悔刚才离开了人字形瓜庵。

突然，我们看到从瓜地的方向跑来了高老伯，高老伯大声吆喝着：“你个挨球的，在这搭弄啥哩，还不回去！”

高大的黑影停住了脚步，他望着月光下满脸怒色的高老伯，像被蝎子突然螫了一下一样，惊恐地转身逃走，留下一路磕磕绊绊的尖叫声。

高老伯跑到我们跟前，气喘吁吁地赔礼道歉：“是我儿子。那贼在瓜庵外一照面，我就知道没好事，我就知道要为难你们，真是的，回去我教训他。”

我们狼狈万分地从地上爬起来，拍打拍打身上的尘土，我好奇地问：“他咋啦？”

高老伯神色凄然地说：“前年到县北煤矿挖煤，好好的出去了，回来就成了这样子，问他，他啥啥都不知道。我到了煤矿，听人家说是看到矿井塌方，吓成了这。这一辈子算是完了，那么高的一个小伙子就成了这。我找煤老板要赔偿，人家拿出当初签的合同叫我看，我不识字，听旁人说上面写的是‘生死由命，自己负责’，那咱还有啥说的？只能自认倒霉了。”

我也没有啥说的。那时候，我只是隐隐感觉到这个合同有点问题，但是又想不明白问题出在哪里，因为这是双方自愿签订的合同。几年后，《劳动合同法》出台后，我参照相关条文，才明白了煤老板和矿工们签订的是“卖身契”。杨白劳因为还不起黄世仁的高利贷，就把女儿卖给了黄世仁，两个人也签订了合同，合同规定杨白劳的女儿，在黄世仁家打工五年抵债，还要充当黄世仁的性奴。这也是双方签字了的合同，然而这个合同却是非常不人道的，是违背了人性和道德的，是充满了罪恶的。矿工和煤老板签订的，也是这样的合同。杨白劳签“卖身契”，是因为还不起黄世仁的高利贷；矿工们签合同，是因为想挣煤老板的钱，想让煤老板剥夺自己的剩余价值。他们在本质上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我无意中问了一句高老伯：“煤老板是谁？”

高老伯说：“黑娃。”

“哪个黑娃？”

“就是抬着两麻袋零钱给人付饭钱的黑娃。”

“这事你也知道？”

“全县没有人不知道。”

我向高老伯打包票说：“这事包在我身上，我向黑娃要赔偿费。”

高老伯好奇地看着我：“你能要下？”

我信心爆棚地说：“只要我开口，他多少总要给些。”

高老伯感动地说：“啊呀呀，那就不知道该说啥好了……”

“啥都不说了，我应该给你办这事。”我当时觉得十拿九稳，我觉得自己就好像已经办成了这事一样。

我和长生向村庄走去，走出了几十米，高老伯突然又赶上来了，他喘着粗气问我：“娃娃，你还没有对上象吧？”还没有对上象，就是还没有找到对象。

我点点头。

高老伯说：“我有一个侄女，人长得像画上的娃娃一样，觉得和你蛮般配的。你看咋样？就是吃农业粮，害怕你们吃商品粮的看不上。”画上的娃娃，就是年历上的电影明星。

我笑着说：“我先把事给您办成了再说。”

高老伯说：“我的事另论。我这侄女可真的好，就是吃农业粮，看你弹嫌不弹嫌？”

那时候的人们分成了两个对立的阶层，一个是吃农业粮的，一个是吃商品粮的，两个阶层之间几乎水火不容，互不通婚。吃商品粮的国家供养，旱涝保收，有一份固定的工作和逐年上涨的工资；吃农业粮的生活艰辛，不但领不到老公家的工资，还要无偿向老公家上缴一部分劳动成果，剩下的常常使自己食不果腹。这种恶劣的极不公平的社会制度沿袭了解放后的几十年，直到近几年温总理提出工业反哺农业后，才有些变通。

那天晚上，我和长生睡在于老伯家。于老伯家的儿子儿媳去了南方，三年都没有回家，他们每隔几个月，才给家里打个电话。和几乎所有农村的青年一样，他们逃离了土地，因为土地只能带来繁重的劳作，却不能带来财富，他们怀揣着改变命运的发财梦想来到了城市，却发现自己同样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有些人打工几年，连一张回家的车票也买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