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红摇摇头，她也不知道那两具尸体去了哪里，她判断说，要么那两个人被埋在几百米深处的矿井里，无法挖掘出来；要么就已经送到了火葬场。
我问：“没有入殓，怎么就送进了火葬场。”
红红抽一口烟，幽幽地吐出来，深深地叹口气，她说：“入殓，是为了让人看的，让家属看的，也是为了给死人弄个全尸，让他在阴间能够活得好好的。没有家属了，你入殓给谁看？他在阴间活得好不好，煤老板才管不上，他在阳间的事情煤老板都管不上，哪里管得上阴间的。”
天亮了，远处的山崖，近处的皂荚树，像岛屿一样浮出了黑暗的海面，鸡叫声响起来了，先是一声，接着是几声，最后是所有的鸡们都争先恐后地叫起来，像赶赴集市一样急急忙忙。长生抱着弟弟永生，就那样坐了一个晚上，矮个子也就那样蹲了一个晚上。红红和我走到了他们的身边，长生一脸木然，我看到他满脸憔悴，鬓角和头顶有了几根白发，眼角的两道皱纹像刀疤一样延伸到了耳朵上方，长生其实年龄并不大，他还没有结婚，为什么如此衰惫，是他本来就这样面容苍老，还是一夜之间让他变得苍老？
红红说：“起来。”长生没有起来。红红又说：“起来。”长生还是没有起来。矮个子扳开长生抱着弟弟永生的手指，说：“松开，啊，松开，咱要看往后的日子咋个过，咱不能把永生抱一辈子，啊。”
长生像个木偶一样，被矮个子扳开了手指，又被矮个子拉到了一边。长生的眼睛望着地面，好像眼珠再也不会转动了一样，矮个子对红红说：“我兄弟这一辈子没有享过一天福，连件新衣服都没穿过，都是穿他哥长生剩下的，没想到就这么走了，唉，我兄弟一辈子爱干净，你把他拾掇好。”
红红又恢复到了先前的冷漠和寡言，她只说了一个字：“好。”
长生突然说话了，长生说：“我回去给我妈咋个交代啊，我把永生带出来的时候，好好地，咋就回不去了，咋就只有我一个人回去了。”长生的声音很沙哑，似乎每一个字都是从喉咙里努力挤出来。
矮个子一下子哭了，他憋了半个晚上，一直在安慰着长生，天亮的时候，他再也憋不住了，他的哭声曲里拐弯，让人听了愁肠百结，我的眼泪也流了下来。
长生没有哭，他依然像木雕一样，他的眼泪昨晚已经流干了。矮个子哭了几分钟后，继续安慰长生说：“走了好，走了好，走了他享福去了，不要再下矿井了。你和我留在这世上还要受苦，这苦日子就没有个尽头。唉。”
红红用肥皂水擦拭着永生的尸体，永生的身体上裹着一层炭沫，而抹去炭沫后，能够看到健壮结实的肌肉，像鼓一样紧绷绷地，永生的五官很精致，鼻直口阔，像雕刻般具有立体感。他在生前，一定是一个很帅很帅的小伙子，这样的小伙子如果出生在城市，一定会有无数的女孩子追求，也能找到一份收入不错的工作；可惜他出生在农村，他的生活都无法保障，为了赚钱，只能来到煤矿挖煤，他的容貌掩埋在煤末里，他的生命也被煤末掩埋。
在几百米的地下深处，在那个全是男人的世界里，帅变得一钱不值。
天大亮后，坡下开来了一辆手扶拖拉机，两个矿工模样的人从车上跳下来，将四具尸体抬上了车厢。手扶拖拉机又突突突地开走了，长生、矮个子坐在车厢里，身体一路都在摇摇晃晃，像池塘边忧伤的水草。
手扶拖拉机要开到几公里外的火葬场里，煤老板要将这几具尸体火化后，才会给家属赔偿命价。那时候，国家还没有统一规定矿难事故中的命价，所有的赔偿标准都是双方协商解决，但是最多也不过几万元。那时候，我有一个当初的同事，听说一个煤矿发生了矿难，第一时间赶到了煤矿，见到了还没有来得及火化的尸体，以曝光相要挟，敲诈了煤老板十万元。他在向我炫耀的时候说：“私人煤矿的老板，死一个人最多赔个两三万元，如果你不答应，给的更少，在煤矿里，一切都是煤老板说了算。”煤矿聚集的地方，也是各种真假记者喜欢光顾的地方。在煤老板这条血腥利益链条中，那些无耻的记者也是其中的一个环节。
红红和我看到手扶拖拉机开远了，便沿着崎岖的山路走向煤矿。山路很狭窄，像羊肠一样扭曲盘结，我们很多时候不得不颠着小步向前挪，我伸手想拉住红红，红红怕烫似地甩开了我热情的搀扶，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要这样。
我们走进了矿区，这里的每条道路，每座房屋，每棵树木，每一株花草，都蒙着一层黑色的粉末，像下了一层煤雨。矿井像一个巨大的嘴巴，一个魔鬼的嘴巴，正在向外喷吐着一个个矿工，这些挖了一夜煤炭的矿工，身上都沾满了煤末，脸上帽子上脖子上，也被煤末包裹，只能看到他们的瞳孔是白色的。他们拖着疲惫的身体，走得东倒西歪，像一群逃难的人群，又像被洪水冲刷后的树木。来到这里，宛如来到了非洲难民营，又仿佛来到原始社会，一切都显得非常简陋，一切都显得异常破败。这个世界是坐在灯红酒绿里的的都市人群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的。
远处的家属区里，一群穿着蓝色工作服，戴着安全帽的矿工，默然地走向矿井，他们一天的工作就要开始了，他们的背后，站着他们的女人，女人们有的怀里抱着孩子，有的手中牵着孩子，沉默而忧伤地看着自家的男人走进魔鬼的嘴巴。此后，男人们在黑暗的矿井里与死亡搏杀，有的能够幸运升井，而有的则永远被死亡掩埋。死者的女人带着孩子无奈地回家了，悲伤伴随着她们以后的每一天，而新的女人来到了矿井家属区，新的矿工填补了死者留下的空缺。这里有如影随形的死亡，这里也有钞票，能够给父母交医药费，能够给弟弟妹妹交学费，能够买来油盐酱醋的钞票。因为能带来满足简单生活的钞票，来自四面八方的矿工们面对死亡，前赴后继，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了运气。在突如其来的矿难中，他们幻想着自己能够侥幸逃脱。
机器日夜轰鸣，矿工们两班倒。煤老板不会让机器停转，也不会停止攫取矿工血汗的脚步。
煤矿办公室是一排简陋的房屋，房屋门口挂着财务室、矿长室、后勤室、人事处等牌子，坐在这些办公室里的人，一个个肠肥脑满，养尊处优，在每一个走进这些办公室的人面前，他们都顽强地摆起了傲慢的嘴脸，赘肉累累的一张张脸喜怒不形于色，无动于衷。他们已经习惯了用这种神情面对矿工，他们认为每一个走进这些办公室的人都是有求于他们的，他们的傲慢是建立在浅薄无知和寡廉鲜耻的基础上。
红红和我走进了财务室，一个呲牙裂嘴的四十多岁的男人看了看红红，从抽斗里取出几张脏兮兮的十元钱甩在了桌子上，像打发叫花子一样摆摆手说：“快点拿走。”红红点点钱，还不到一百元，就说：“太少。”呲牙裂嘴的男人歪着脖子训斥说：“你想要好多少？给你个金山你搬得动吗？拿走拿走。”
红红无奈地把钱装进了口袋里，像受气的小媳妇一样低着头走出了财务室。我跟在后面，走到矿区门口的时候，突然看到路边的橱窗里贴着一些照片，还有一些宣传企业文化的文章。照片是这家煤矿的领导参加各种会议，受到各种奖励，地方领导和煤老板比肩而立，满面春风，相谈甚欢。这些文章以散文和诗歌的形式发表在当地的文艺刊物上，大肆吹捧煤矿支援了社灰主义经济建设，带动了地方经济的飞速发展。这些文章都毫无疑问地出自那些无耻文人之手。
几年后，我曾经见到过一次作家在煤矿采风。这些领着国家工资，却写不出作品的所谓作家们，像下不出鸡蛋的母鸡一样，每隔一段时间，就要下去采风，所谓的采风，就是在某一个地方居住几天，生活费用由采风的单位提供，几天后，他们拿着礼品，兴高采烈地回到城市的办公室，自以为找到了灵感，下出几个鸽子蛋，以表示他们作为母鸡的功能还没有退化。就在前几天，我在“XX作家网”上还看到一群所谓的作家采风的感想，他们说没想到农村变化这么大，没想到生活如此丰富多彩，这些作家每天像个总在孵蛋，却总也孵不出蛋的母鸡一样，坐在空调房子里，学习着上级文件，挑逗着文学女青年，享受着国家提供的各种优厚待遇，他们早就高高在上，早就脱离了生活，他们没有想到的多着哩。作家协会养着的这群下不出蛋的母鸡，是计划经济时代的尾巴，早就应该像盲肠一样地切除了。脱离了生活的人，又如何能够写出好的作品。
回到村庄的时候，村子里有一家人正在结婚，大人孩子围在村口，等着看新媳妇迎进门。我站在人群的外面，红红低着头，急急忙忙地穿过村道，走向自家的院门。我追上她说：“等等啊，看看新媳妇。”红红说：“不看。”
我跟着她，走进家门，我说村子这样热闹，还是出去看看吧。红红说：“我从来不到人多的地方去，人家喜气洋洋的，见到我就冲了人家的喜气。”
原来是这样啊。
红红说，这些年来，她在村子里都是独来独往，谁家的门都不进，免得人家嫌弃，也不会摸人家的任何东西，免得人家说晦气。走在路上，人家不和她说话，她绝对不和人家打招呼，事实上很少有人和她说话，人家见到她，都会躲得远远的。她整天整天，一句话也不会说。和她接触最多的，是煤矿的人，但是煤矿的人给她钱的时候，从来都不会递到她手中，都是甩在桌子上。
“我多少年都没有说过这么多的话了。”红红看着我说，她的眼睛里闪过了一丝光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