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后，爱丽丝去了号称本市最大的“蔷薇花园”房产公司，继续做售楼小姐。我也跟着她去了，继续做名不副实的售楼先生。

这家房产公司的老板本事通天，他在城市的郊外购买了上千亩土地，打造高档住宅区“蔷薇花园”，据说，住宅区建成后，可以容纳十万人居住。

我去的那天，这个未来的高档小区正在建造，机器的轰鸣声和车辆的引擎声此起彼伏，黄色的粉尘与空中的云朵接壤，那种热火朝天的场面让人宛如回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期的大跃进，那时候全民大炼钢铁，而现在全部的有钱人都在盖房。

尽管房屋还是空中楼阁，但是买房的人络绎不绝，售楼部的前面停满了大卡车小轿车摩托车和自行车，这座城市的人像买菜一样争着抢着哭着喊着买房，无数人一辈子的血汗钱就在此刻一下子抛了出去，心甘情愿地走进房产商和银行共同编制的罗网，此后过着节衣缩食锱铢必较的困难日子，我不知道是这个社会疯了，还是我们疯了。

在这家售楼部里，我看到了悬挂在墙上的预售证，售楼部经理告诉我说：“在这座城市，没有我们老板干不成的事情，我们老板和那些当官的都是好朋友。”她的言语间透着骄傲和自豪。

售楼部经理是一个40多岁的女子，和我在第一家房产公司见到的西装女子一样，浑身透着干练和泼辣，雷厉风行。这个年龄段的职业女子还在职场打拼，一定有她的过人之处，并不仅仅依靠自身的能力。

我们都叫她陶姐。

陶姐的过人之处，我在来到售楼部的第一周就见识到了。

这些年来，房子一直很好卖，傻子都知道买套房子等着升值，卖了就能赚钱。因为房子好卖，售楼先生售楼小姐的收入都很不错。我记得那时候我一月的工资就有六千多元，远远超过我做记者的收入。

因为有钱，所以就把钱不当一回事，肆意挥霍。那时候，我们下班后常常相约去一家茶馆打牌赌博。也是在那时候，我才知道了原来赌博还有这么多的花样。扑克、麻将，还有一种纸牌，长长的，好像叫牌九，这种赌具我只有在民国的老电影中才能看到。

陶姐赌博技艺很精通，我很少见她输钱过。爱丽丝技艺很差，总是白银大量外流，常常国库空虚。

我是在那时候才学会了打麻将，以前觉得麻将很神秘，学会后才知道很简单，老少咸宜，怪不得这么普及。我记得电视上曾有一个节目，主持人问老外：“你觉得中国最普及的运动项目是什么？”老外认真地说：“打麻将。”

陶姐除了售楼，还从事着一种拉皮条的古老职业。

我所销售的那家小区全是高档楼盘，按照那个时候的价格，一套房子就要近百万，而现在，早就翻了两番。那家小区背山面水，被当地人称为贵族小区，还有人叫腐败小区。

没有腐败，就不能成为贵族。

平头百姓望着那个小区的天价，只能望楼兴叹。

我至今还能记得当售楼先生的日子里，所认识的几个富翁。伟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说，他们身上的每个硬币都沾着铜臭，每个毛孔都流着肮脏的血液。我在他们身上看到了人和人之间的巨大差别，深切体会到了劳动并不能致富，而投机才是通往富裕之塔的捷径。

第一个人姓李，我们都叫他李经理。后来我才知道，他虽然姓李，但是并不是经理，他是一名手握实权的工务员，是一名局长，为了避嫌，他让别人称他李经理。那时候，在背地里，我们经常交谈，感叹他的钱来得太容易了，而这些钱却都是在当地制度的允许范围内获取的。

李局长早就有了房子，在房价还没有捂热的十多年前，李局长就在省城有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屋，还在郊外有一座独门独院。他享受的是福利分房，在计划经济的时代，福利分房也只有相当级别的人和一些油水部分才能享受，位高权重的李局长那时候是科长，却也能够享受到当地政策带来的实惠。很多地方福利分房的价格，仅仅相当于当时房价的十分之一。后来，福利分房被明令取消，房价走向市场，翻着跟头上涨，李局长却照样能够买到便宜房，价格仅仅相当于市场的五分之一。这些房屋通常被称为限价房，是针对城市贫困人群建立的，而膀大腰圆的李局长之流，却能捷足先登，优先享受限价房，并且挑选最好的楼层、朝向和位置。限价房因为一些建筑设施不配套，李局长从来不会住在这里，他将这些限价房一拿到手后，转手倒卖，一下子就获取了四倍的利润。这就是工务员。这些年经常看到报纸上说某某厅长感慨自己买不起房子，某某市长感慨房价离谱，其实他们都没有租住在城中村里，只有你我这些底层人群才会租住在城中村。他们这个级别的工务员，谁没有几套房子？谁不是坐拥百万千万甚至亿万。官员喜欢作秀，官员作秀总能蒙骗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

在当代这个国家，当官是最好的职业，当官就能享受超越国民的待遇，当官就能通吃一切。据说，放眼全世界，福利分房和公务员享受限价房，只有前苏联才有这一非常不公平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