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想到，多年后，种瓜叔叔把他的头茬熟瓜给我送来了。

我们先坐地铁，后坐公交车，我们在车上用家乡话大声交谈着，完全没有顾及到身边诧异的目光。家乡话咬字很重，尾音较长，即使轻声说话，也像和人吵架一样。而南方话发音轻柔，莺莺燕燕，显得非常好听。浓重的西北方言在南方婉转的语言中，显得极为另类，就像鸟语林里突然传来了粗犷的叫声。

母亲对城市的一切都感到很好奇，她问我地铁是什么，我说，地铁就是地下跑的火车。母亲想了想后，感慨地说：“啊呀，这城里人就是能行，地底下还能跑火车，我回去给村里人说，他们肯定都不相信。”

母亲最感慨的是城市的高楼大厦，还有街道上川流不息的车辆。母亲站在一幢大楼前面，仰着头看着，她说：“这楼这么高，都要踮起脚后跟看，嘎嘎肯定都飞不过去。”家乡人把喜鹊叫嘎嘎。

我说：“城里就没有嘎嘎。”

母亲疑惑地说：“城里咋能没嘎嘎呢？嘎嘎是益鸟，专吃虫子的。”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母亲想了想，似乎想通了，就说：“城里没有庄稼，可能就不要嘎嘎。”

我们过马路的时候，在路边等候了很长时间，红灯才转为了绿灯。母亲抓着我的手臂，小心翼翼地迈动着脚步，惊慌不安地看着身边的汽车。母亲说：“这车咋就这么多？一个挨一个，一眼望不到头，就像蚂蚁一样。”

我说：“在城市生活，有房子有车子，就算成功了。”

回到我居住的城乡结合部的那个村庄的时候，母亲兴奋地说：“今个跟着我娃来了一趟大城市，坐了地铁，还坐了公共汽车，看了洋楼和这么多的小卧车，这一辈子妈没白活。”家乡人把小轿车叫小卧车，还有的人叫屎壳郎，它确实像屎壳郎一样又矮又小。

母亲还骄傲地说：“恐怕在咱整个乡镇，妈是第一个坐地铁的农民。”

我说；“可能是的，这地铁不是每个城市都有，现在也只在少数几个大城市才有。”

母亲神情严肃地说：“我娃在大城市给国家干事，就要好好干，把国家的事情一定要当回事，不敢叫人家指脊梁骨。”

我点点头。以前每次回家的时候，父亲和母亲都会叮咛我“把国家的事好好干”。

弟弟说：“哥，你以后也在城市买房买车，做个城里人。”

我嘴上含糊答应着，其实我知道，要在大城市站稳脚跟，谈何容易。我居住在城乡结合部，这里的每个人都和我一样，都想在这座南国大都市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我们现在都还爬在梯子的第一个台阶上，不知道往上还有多少个台阶需要攀登。

我的居住环境很简陋，只有七八平方米的一个小房间，一张床一张桌子就占据了所有空间。迟刀听说母亲和弟弟要来，他就搬到了私立学校去住，把他的房间让给了我。

报社听说母亲和弟弟从遥远的西北来到南方，就将三张演出门票给了我。母亲来到这里的第二天，一家美国交响乐团环球演出，来到了这座城市。

我记得那天晚上，坐在我身边观看交响乐演出的母亲，眼光一直在盯着台上那些高鼻深目的老外，面上带着惊异的神情，她悄悄地对我说：“这些人咋都长成这个样子？和咱的人一点也不一样。”

我说：“那是美国人。”

母亲问：“美国在哪里？比咱家还远？”

我说：“美国在地球那边，比咱家远多了。”

母亲感慨地说：“这些人也恓惶，跑这么远来给咱演出，让咱看。”

母亲和父亲一样，一觉得谁恓惶，就对谁产生了同情。母亲觉得这些漂洋过海的老外们很恓惶，日子肯定也过得不好，才给人演出，就像乡村里那些只有在红白喜事上才会演唱的戏子一样。母亲看着这些老外演出的时候，眼睛里就多了一种怜惜的神情。

那天晚上，给母亲留下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个又高又胖的黑人。那个黑人体重足有300斤，身材像一个圆球，似乎一跌倒就会骨碌碌滚起来。母亲说：“这人咋这么黑，还怎么胖。”母亲还说如果这个黑人生在我们村子里，都没人能够养得起。

演出结束的时候，很多人争抢着上前和老外合影。我带着母亲也走到了台下，让母亲更清晰地看这些她从来没有见到过的老外。那个300斤重的黑人友好地给母亲打招呼，并伸出手来。母亲也下意识地伸出手去。黑人一握住母亲的手掌，就惊叫一声，赶紧放开。母亲的手掌全是老茧，一辈子被农具磨出的老茧，像砂纸一样粗糙；手指关节处的老茧开裂了，又像刀片一样锋利。

老外们都诧异地望着母亲，他们奇怪一个人的手掌怎么会变成这样。我站在一边，心中充满了酸楚和苦涩。

我记得那时候还带着母亲和弟弟一起去看《同一首歌》的演出现场。《同一首歌》是那时候中央电视台最火爆的一个节目。那天演出现场人山人海，绝大多数都是年轻人，母亲可能是所有观众中年龄最大的。母亲看着无数张激动的面容，听着山呼海啸的声音，她异常惊讶，这些人口中同时喊出的一个个名字母亲都没有听过，那一个个名字代表着一个个曾经或者正在走红的歌星，而母亲一个都没有听过。像母亲这样年龄的农村老人，已经完全被抛弃在了现代文明之外，他们年复一年关心的只是一日三餐和春种秋收，那些霓虹闪烁的场面和霓裳飘飘的画面，对于他们来说，是完全奢侈和陌生的。

就像观看美国交响乐团演出后，母亲只记住了那个黑人大胖子；多年后，母亲向我提起那天夜晚的《同一首歌》演出现场时，她说：“那么多人，比咱这里庙会上的人多多了。娃娃们一直都在喊，不知道都在喊些啥。”

母亲除了关心那些娃娃，她还关心演出票价，一张票就高达680元，让母亲每次提起来就惊讶万分，“那么高的票价，怕怕的死呀，还有那么多人看。城里人咋来这么多钱？”

美国交响乐团和《同一首歌》的演出票让母亲一直保存了好多年，似乎在母亲的眼中，那两张票就代表着南方大都市的生活，那是一种他们完全陌生而又心驰神往的生活。我的一位同事说，在他小时候，他们村子里有一个人去了一趟北京，回来带了一包点心，点心吃完了，而包裹点心的草纸被那个人珍藏了很多年。

城乡之间巨大的差别，完全超出了母亲这辈人的想象力。只要一走在大街上，来自偏僻农村的母亲就惊讶万分，他像走进了一个无法想象的神奇世界。马路上那么多的小卧车，一辆接一辆，都是私人掏钱买的，这一辆车就要几万几十万元；而一个农民一辈子也挣不了这么多钱。超市里那么多的商品，堆积如山，想买什么就有什么，想买多少就有多少，啥都不缺，啥都能买到；而乡村每隔十天才有一个庙会，庙会上也仅有一些有限的商品。市中心的名牌服装专卖店，一件衣服就几千元，一双鞋子也高达千元，还排着队购买；而母亲此前一直穿着自己手纳的布鞋，一件二十元的洋布衣服穿了十几年，这次要来我打工的城市，才在庙会上买了一双布鞋和一身衣服，花了近百元，让她一直心疼地念叨个没完……

《同一首歌》的票是报社一个女同事给的。每逢有演出的时候，演出单位就会把一些票送到报社，报纸上就会刊登一些演出的消息。每逢有票送过来，报社就会在公告栏张贴启事，员工认领，先到先得。一些女同事特别喜欢观看演出，所以就特别留意公告栏。那天，报社一个胖胖的女同事听说母亲从遥远的乡下来了，就把自己领到的三张票送给了我，而此前她是准备带着自己的父母去看的。

那位女同事非常乐天，又高又胖，体重高达200斤，她有一句在圈子里流传甚久的格言：“因为善良，所以丰满。”她曾经发起了一个“胖妹俱乐部”，定期举办活动，让很多因为肥胖而自卑的女子摆脱了自卑。现在，这个俱乐部的会员已经多达千人，遍布全国。

有一次，我带着母亲和弟弟去了肯德基店，弟弟看着窗口上的价格表说：“我不吃了，我不爱吃这些东西。”他其实是舍不得让我花钱，那些高昂的价格让弟弟感到恐惧。无论我怎么劝说，弟弟就是不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