粪拉到了地里后，用铁锨一掀一掀地撒匀，然后就开始犁地。犁地的时候，就要用到犂。前面牛或者马拉着，后面走着庄稼人，一手扶着犂把，一手拿着鞭子。鞭子一声脆响，牛或者马就欢快地走起来。西北农村马很少，种庄稼全靠牛。所以，农民和牛的感情很深。我们家那头老牛死的时候，父亲让人抬着埋在了地里，自己整天没有吃饭。他把牛当成了自己家中的一口人。
犁地的时候，犂的后面往往走着孩子，孩子的手中拿着小笼。沉睡了一冬的土地，在犂片的两边，像波浪一样翻卷，也会把小蒜或者深埋的红薯翻卷出来，小蒜很像小葱，但是味道辛辣，个体更小，是很多庄户人家的蔬菜。而红薯则是前一年冬天没有挖净，还深埋在冻土里。有时候，冻土层里还能翻挖出冬眠的田鼠，孩子们就放下笼，欢天喜地地追赶。然而，田鼠狡兔三窟，孩子们往往空手而归。
犂完地后，就开始耙地，亮光闪闪的耙齿会把大的土疙瘩切割成小块，因为大的土疙瘩会压住种子，影响庄稼生长。耙地结束后，还要耱地，将土地磨得平整干净。小时候，我们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坐在耙上或者耱上，让牛拉着在田地里转来转去。农村的孩子没有机会坐汽车，只能把耙和耱当成交通工具。
土地平整后，就要开始播种，春天播种玉米、高粱、谷子，秋天播种小麦。播种的时候，要用到一种叫做耧（念lou）的农具，现在，这个工具也行将消逝。
摇耧是农村里最讲究技术的活路，一个村子里也只有几个人能做这个。耧的外形像架子车，只是没有轱辘，下面是四个像耩子一样的东西，却又比耩子小得多。摇耧播种的时候，前面是几个人，拉着绳子，后面是摇耧的把式，他的手上下摇晃，就将种子撒播在了犂沟里。把式会将种子撒播均匀，而一般人撒播的种子，要么太稠，出苗后庄稼长不开，要么太稀，影响产量。西北农村把不会摇耧的人叫“里巴耧”。
种子撒播后，庄稼人终于能喘口气了，然后就等待收割。收割的时候，是一年最忙碌的季节，那简直比飞夺泸定桥还要紧张激烈。每年夏季，我最害怕的就是收割，手持镰刀，走进麦地里，头上烈日炎炎，能够晒得身上起皮；脚下是望不到头的麦子，一行行，一垄垄，总也割不完。镰刀钝了，腰杆直不起来了，嘴唇干裂了，而太阳还没有落下去，一张张被汗水浸泡的脸抬起来，喃喃地叫着：“水，水……”
田地里，麦子打成捆，装在架子车上，走在狭窄崎岖的山路上，一车一车拉到打麦场里，然后堆成垛。等到麦子基本上都收割了，就开始“碾场”。将麦子摊放在平整坚硬的地上，牛拉着碌础，一圈一圈地走着，人牵着绳子，站在圆心。麦粒被碾出来了，开始“起场”，将压扁的麦秆堆成蘑菇样的麦秸垛，将麦粒装进麻袋里，储藏起来，交过公粮后，剩下的就是自己一家全年的口粮。
麦粒要变成面粉，还有一个过程。
将麦粒徐徐倒进磨盘的眼中，两扇磨盘叠加，上面的转动，下面的不转，上面的磨盘中间插着一根棍子，人推着，就会慢慢转起来。麦粒进入两扇磨盘的中间，在挤压中变成齑粉，用笤帚慢慢扫，慢慢分离，外面破碎的表皮，就是麸子，一般用来喂牲口，困难时期，也有很多人吃这个；里面的粉末状的，就是面粉。
与磨盘相对的是碾盘。碾盘是用来碾红薯片的。红薯挖出来后，用“叉子”——一种刀片插在木片中的工具——切割成薄片，晒干，堆在碾盘下，碾盘滚动，红薯片就会被碾为齑粉，这就是红薯面，可以用来做成粉条，也可以用来蒸馒头。这样的馒头很难吃，吃在嘴巴里，就像嚼着沙子。困难时期，人们都是依靠这种恶劣的红薯馍来充饥。
现在，这些用来制作粮食的农具都消逝了。而那些耕种的农具，也即将消逝。
消逝的不仅仅是农具，还有农耕文明，还有一段承载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苦难历史。
还有我们记忆中的童年。田园牧歌，鸟语花香，流水潺潺，绿草如茵，还有泥土的芳香，燕子的剪影，野花点缀的旷野，日之夕矣，牛羊下山……以后，我们只能在那些古典诗歌中才能寻找到它们的足迹。
我们生活在工业文明中，工业文明中充斥着冷冰冰的机器，冷冰冰的机器拒绝浪漫和温情。
我回到家的时候，已经是午后，母亲在院子里织布，村中另外两个姨娘在纺线。现在，在南方，早就进入了机器化大生产，衣服成批量生产，每个制衣工厂成千上万，谁还会要这些土布衣服？
母亲她们三个人边干着手中的活，边唠着家常，还动不动就会唱起歌曲来，都是在教堂里学会的歌曲。歌声缓慢悠长，绵绵不绝，让人听了很忧伤。
我问母亲：“织这么多布干什么？”
母亲说：“有的人家中困难，买不起床单被罩，教友们就织布做好，送给他们。”
母亲又说：“神父让帮主穷苦人，有钱的出钱，咱几家没有钱，就织些布送过去。”姨娘们看着我，都善良地笑着。
奉献是快乐的。我从母亲和姨娘身上看到了。
走进房屋，我看到了父亲的照片悬挂在桌子上方。那是父亲此生唯一的一张照片。这张照片，还是我带着父亲去省城治病的时候，父亲、母亲和我一起拍摄的。
父亲唯一的一张照片，当时加洗了几张，我们兄妹三人一人一张。我一直珍藏着父亲这张照片。我无论走到哪里工作，都会带在身上。
后来，我有了女朋友，女朋友第一次看到父亲的时候，惊叹道：“老爸真帅啊。”
父亲身高一米八，身材魁梧，五官端正，充满力感。多年的体力劳动，给予了父亲一副健壮的体魄。
父亲确实是很帅，我记得小时候跟着父母去看老戏。西北农村极度缺乏文化生活，焦苦的生活让人们食不果腹，衣不御寒，哪里有心思考虑什么精神享受。每年麦子收割入仓，庄稼人能够闲下来几天，这时候就有戏班子来到。戏班子并不唱戏，而是皮影。那时候也没有人敢登台唱戏，登台唱戏属于封资修，是会像福海妈所说的“无产阶级的铁拳砸碎你”。皮影戏一来，万人空巷，整村整村的人都会来到戏台下观看。皮影戏的内容也都脱胎于“八个样板戏”，什么《红灯记》呀，《龙江颂》呀。皮影这种古老的艺术形式，现在也消失了，它只在像《活着》这样的电影里才会出现，而最后一代皮影老艺人，都在文丨革丨中个文丨革丨后先后辞世。
皮影是一些人物道具，表演的时候，灯光照在皮影上，皮影的影子映照在白布上，表演的人手持皮影，口中吟唱，手指翻动，皮影就会在二胡笛子和锣鼓的节拍中，亮相登场。皮影忽而在台上扭捏作态，忽而在台上打打杀杀，台下观众如痴如醉，连声叫好。而皮影所有的动作，都在皮影艺人十个手指的掌握中。那时候，电影只有有限的几种，《苦菜花》、《铁道游击队》、《渡江侦察记》等等，一年难得遇到一次。倒是皮影每年麦收后会准时出现，而皮影来临之日，就是全村农民欢声雷动之时。
父亲说过，皮影有两种，一种是举在手中的，一种是吊在手中的。前一种叫“州葫芦”，后一种叫“吊葫芦”。读音是这样，但是字不是这样写。字到底怎么写，估计现在没有人知道了。
记得有一次，皮影结束后，我们走在回家的路上，母亲爱恋地对父亲说：“戏台子下，只有你最好看。”还有一次，父亲看戏的时候，和几个插队知青站在一起，那几个从城市里来的女知青悄悄地说：“这个大个子真英俊啊。”我问父亲：“什么是英俊？”父亲笑笑没有说话。父亲的那张照片是58岁的时候拍摄的，他58岁的模样，还让我的女朋友如此惊叹。
父亲离开太早了，在我最困难的时候，父亲得了重病，无钱医治，离开了我。在我生活好转起来，想对父亲尽孝的时候，却与父亲生死相隔。
听母亲说，父亲有过多次跳出农门的机会，可是，他自己要么放弃了，要么被人整治了。所以，他就一直当农民。而母亲的这些话，又是从爷爷那里听到的。我很小的时候，爷爷就去世了，印象中的爷爷很高大，却又很精瘦，他饿得肋骨根根凸起，两颊塌陷，他终于在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前去世了，他终于没有能够吃上一顿饱饭。爷爷去世的时候，父亲哭得很伤心。那是我今生见到的父亲唯一的一次哭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