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不胜防啊！”范伟大哥在被本山大叔骗后，拍着脑门懊悔地说。
群托和酒托一样可憎，他是变相的酒托，他欺骗的是更多的人。
群托托主有男有女，但是群托里绝对有一批漂亮女孩子，这就是酒托。
群托有一个QQ群，群主定期邀请大家去玩，唱歌什么的，但绝对不会要请你去骑自行车或者爬山，大家一群人在KTV包间里喝酒，女子免费，男子AA，结果，最后一算帐，每个男子千儿八百。你们都回家了，群主和歌厅分赃。
珍惜生命，远离酒托。
网友可以见，但不能见酒托。
那么，如何预防酒托呢？
很简单，参照上面那几个“为什么”。你给了她电话，她迟迟不给你电话，可能是酒托。你请她过来，她一定要你过去，可能是酒托。见面后不说网上聊天内容，一见面就带着你去喝酒，绝对是酒托。拿着酒水单要点红酒，什么贵就点什么，这时候如果你还看不出她是酒托，你就是傻子了。如果你看出她是酒托，还不好意思拒绝，还要陪着她喝酒，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傻子。
对女孩子可以宽容，对酒托决不能宽容；在女孩子面前可以不好意思，在酒托面前绝对不能不好意思。酒托不是女孩子，因为她已经失去了女孩子的矜持和娇羞。知道她是酒托后，你该走就走，不要留恋，不要害羞。更别幻想和酒托之间会发生点浪漫的事情，告诉你，酒托卖艺不卖身，她的艺就是她的无耻。人无耻则无敌。
在这个酒吧里，我只是一名最底层的清洁工，我无法接触到钱。但是我能看到他们怎么收钱，他们怎么诈骗。他们的诈骗手段万变不离其宗，而被骗者却总是屡屡上当，真真让人痛心。
该了解的都了解到了，我决定离开。
这些天里，我在这里吃住，还没有走出过酒吧的大门。我怎么才能离开？
我想到了装病。
酒吧里有水果，一些水果已经腐烂变质，应该由我来扔掉。我把那些腐烂的部分削掉，其余的部分吃下去。其实，病菌已经由腐烂部分传染到了尚未腐烂的部分。我又故意喝生水，让自己感冒拉肚子。果然，两天后，我腹胀如鼓，一趟接一趟地奔往厕所。我终于如愿以偿地生病了。
蓝疤痕看到我不能再继续上班，就让两个穿着“老虎”工作服的人陪着我去医院。
医院距离酒吧大约200米，在去医院的路上，我一直在盘算着怎么逃脱，我一遍遍地把自己幻想成武林高手，最好是李小龙，一拳一个，让他们打得趴在地上无法动身，这样我就可以大摇大摆地走了。
然而，这是在大街上，不是在荒郊野岭。李小龙电影中的打架场面都在荒郊野岭，没有在大街上的打斗场面，因为这样很容易招来丨警丨察。何况，在这200米之内，还有很多他们的人，穿着工作服和没有穿工作服的。很可能一打起来，那些打手们都会赶来。
怎么办？
来到医院，我看到一楼有厕所，便进了厕所，两个打手在外面等待。厕所的窗户没有封钢筋，真是天助我也。我攀着窗扇，一纵身，就跳到了厕所外面，厕所外面还有一堵墙，墙边有一棵大树。我攀上大树，跳到了墙外。墙外就是马路，人群川流不息。几个行人看到有人突然从墙上跳下来，惊愕万分，却又不敢声张。
过来了一辆出租车，我坐进去。“火车站。”我笑着对司机说。
这篇暗访稿件最后没有见报，因为我新供职的这家报社是一家名副其实的小报。
两个月后，我又来到这座城市，坐在公交车里，路过了我上班的这家酒吧，透过玻璃窗看到，酒吧的招牌已经换了，换成了一家服装专卖店的招牌。
那家酒吧最后怎么样了？我一直不知道。但是不外乎两种可能：一种是被公丨安丨查封了，一种是被人砸了。我更倾向于前一种。
【第五章：暗访代孕群落】
【第五章：暗访代孕群落】
现在回想起来，在那座南方县级市生活过的两个月，是我从业这十年来最安逸最腐败的一段生活。
报纸依然没有改版，刚招聘进来的一批人依然在等待。报社吃住几乎全免，每月只从工资里扣除很少的一部分钱。这家报社不差钱，财政养着，企业供着，要想打广告，只能选择这家报纸。记者也没有任何竞争，因为这是这座县级市唯一的一张报纸，稿件写好写坏，都无所谓。
两个主任的生活更是逍遥自在，正主任跟着市委书记，副主任跟着市长，只要书记和市长下乡下企业检查工作，两个主任就屁颠屁颠地跟过去，这一趟下乡，不但有红包，而且还有礼品。至于稿件，通讯员早就写好了，只要加上自己的名字，就可以登报发表了。
记者们也都分口了，一人跑几个部门。每天晚上，记者们酒足饭饱后，躺在床上等电话，每个部门也都有一个通讯员，通讯员的工作就是与报社对口的记者联系，通讯员电话来了，记者第二天就跟着部门领导去检查工作，这趟走下来，红包礼品照样会有，不过比主任的能少些。稿件嘛，自然是通讯员写，记者署上自己的名字发，月底还能算稿费。
这样的报社，养活的不是记者，而是一群官僚。
如此舒服的工作能赚钱吗？能。报社一个参加工作仅仅两年的记者，不但自己买了一部十几万元的车子，还在省城买了一幢房子。当我有一次在办公室听到这个消息时，我大吃一惊。无数有才华有能力的记者在所谓的大报里辛苦打拼，每月所得仅够生存；而这些不起眼的小报，这些只会抄录通讯员稿件的所谓记者，收入却如此丰厚。
那两个月里，我没有分口，因为要一直等待报纸改版，一直要等待改版后重新分口。
我们这批新来的没有红包和礼品可以拿的记者，只能自己想办法，自己找题材。这座仅有几十万人口的县级市，实在没有什么新闻，每天风平浪静，日子一如既往，除了狗在大街上游荡，就是人在墙角里撒尿，这些都不是新闻，然而，除过这些，还能再找到些什么呢？
有一天午后，我走进了一家老工厂的住宅区里，看到楼房陈旧，应该是上世纪80年代修盖的筒子楼，阳台上晾晒着衣服，衣服也非常陈旧，有些还打着补丁。两个小女孩站在楼下的空地上打羽毛球，羽毛球已经破了半边，应该是别人丢弃，而她们又捡起来的。没有球拍，两个小女孩一人拿着一块木板。她们玩得很开心，大声笑着，快速奔跑，满脸汗珠。那种汗涔涔的笑容绽放在午后的阳光下，让我心中涌起一阵酸楚。
此后，我就走进了这座小城市里的那些最贫穷的家庭，把他们的遭遇和生活告诉人们，很快就有了一些捐款。我把捐款送到了这些家庭里，看着孩子们脸上开心的笑容，我感到我终于可以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了。只要能够帮助别人，就会感到很有意义。
这好像是许三多说的话。
有些时候，我会来到文化馆。每次去的时候，张馆长都非常高兴。我们坐在文化馆里的一棵大树下，身体深陷进两张躺椅里，那两张躺椅颜色乌黑，被无数人的身体摩擦得油光可鉴，躺椅的中间摆放着一个竹茶几，茶几上放着茶壶，茶壶里泡着普洱茶。我们经常这样躺在躺椅里，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阳光透过密密的树丛，斑斑点点地洒在我们的身上，树叶间有蝉声啼鸣，有一搭没一搭地聒叫着。在这间幽静的小院里，时光似乎静止了。经常地，我们爬起身，突然发现已经到了夜晚。
文化馆的生活更为清闲，这里有两种人，一种是这个小城市里的一些文人，写诗的画画的拉二胡的说快板的，有点名气就能到这里来。他们拿着国家的工资，搞着自己的“副业”；还有一种人是什么都不会干，但是有后台，领导的什么八大姑六大姨的，呆在这里养老。
张馆长以前是诗人，在80年代的《星星诗刊》上发表了几首诗歌，成为了这座小城市的名人，便从一家化工厂调到了文化馆。张馆长来到文化馆后再也不写诗了，也写不出诗歌了，他开始研究茶艺和养生，普洱茶和花样翻新的炖汤，把张馆长滋润得鹤发童颜，仙风道骨，他也变得非常超脱，非常豁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