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吧里又走出了一对男女。女子还是超短裙，毫无例外是酒托。女子径直走过马路，对男子理也不理。她在打电话，走向公交车站的方向。男子蹲在了一棵街树下，抱着头颅，一动不动。最后，又摇摇晃晃离开了。我估计刚才他在哭泣。

我低头望去，突然，潘长江和酒托出现了，这名穿着绿色上衣的酒托和潘长江在酒吧里呆了顶多十几分钟，就走出来了。绿上衣自顾自地走过马路，在马路边，她遇到了红短裙，她们装着不认识，没有说一句话。这次，红短裙带的是一名40多岁的男子。

潘长江站在马路这边，怅望着马路那边愈走愈远的绿上衣，暗自神伤。他一个人迟疑地向前走去，边走边抽着自己的耳光。几个迎面走来的人惊讶地看着潘长江，潘长江不管不顾，抽完耳光，又用衣袖抹着眼泪。

那天晚上，我在楼顶上爬了三个小时，我看到绿上衣先后把五个男子带进了酒吧，红短裙带了四个男子进酒吧。按照这样计算，一个酒托一天最少会骗10名男子，每个男子被宰500元，这应该不算多吧，一个酒托一天就会骗走5000元。这5000元里，键盘手抽取10%，那么酒托抽取的绝对不会低于键盘手，就按照10%计算，一个酒托一天收入500元，一月收入15000元。那时候的15000元，最少相当于现在的30000元。

太可怕了！

每个酒托和蠢鱼走进酒吧，一般都只会在里面呆一二十分钟，然后，酒托就会带着蠢鱼出来。酒托甩掉了前一个蠢鱼，就会急急忙忙地接待下一个蠢鱼。她们边走边打电话，她们都很忙碌，比妓女还忙碌。

和蠢鱼在酒吧的在这一二十分钟里，都会发生哪些故事？酒托又会如何表演？我真的想好好体验一下，可是，我没有钱。

到了现在，我的暗访无法再做下去，因为这个暗访需要经费。一个三轮车夫是没有闲钱去给酒托的。

我把暗访到的这些材料整理出去，投寄给了几家当时比较有影响的报纸，但是没有回音。

我的夜晚依然在三轮车上度过，我奔走在夜晚的风中，汗水洒在夜晚冰凉的街道上。

有一天，我正在路灯下边看书边等客，一个50多岁的男子走过来了。他穿着蓝色西裤，白色长衫，戴着近视眼镜，是那个时候最普通的打扮，我猜不出他的身份。

他问我看什么书，我不好意思地展开封面，那是我几天前从旧书摊上淘到的一本名叫《蝇王》的长篇小说，是英国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戈尔丁的代表作。男子笑着说：“看得懂吗？”

我说：“以前有过一本，后来弄丢了，这本是才买的旧书。”

男子感到很惊讶，但是他没有继续说《蝇王》，他说：“我想去火车站，去不去？”

这里距离火车站足有五六公里，一般人都会打的的，没有人会坐三轮车。看到我迟疑，他说：“时间还早，我想坐着车看看沿路风景。”

我答应了。直觉告诉我，这个50多岁的面目白净的男人不是一般人。

坐在三轮车上，他问我是哪里人，多大了，家中还有些什么人，我就老老实实地回答了。他听到我的谈话中夹杂着喘息，就说：“别着急，时间还早着呢。你慢慢骑。”

我们沿着江边宽阔的马路，慢悠悠地向前行驶，路边不时有携手比肩的情侣，和跑步的老人。偶尔会有小轿车疾驶而过，卷起的落叶吹打在我们的身上。

他问：“你以前都做过什么？”

我犹豫了一下，就说了自己这些年的经历，这些年的经历一直压抑在心中，一直没有告诉任何一个人。现在，我告诉了这个陌生人，这个不会对我造成任何伤害的陌生人，我突然感到轻松了很多。我长出了一口气，心胸豁然开朗。

他坐在三轮车里没有说话，我听到他在叹气，声音很轻，像飘落了一片枯叶。过了一会儿，他说：“你有什么联系方式？”

我告诉了他我的传呼号码。

这段路程我们大约骑了一个小时，来到火车站广场，他下了三轮车，告诉我说：“这几天你的传呼别关机，我会联系你的。”

按照路程的长短，他应该给我10元钱，但是他给了50元。我说我没有钱找你，我只要10元钱。他说不要找了，你太不容易了。

这句话说得我眼泪差点流下来。

我看着他穿过车站广场，夜晚的火车站旅客稀少，我看着他走进了候车大厅，他站在门口向我挥挥手，然后才走进去。

离开火车站，我一路都在想着，他是谁，他为什么会说联系我。我突然后悔没有要到他的手机号码，然而，如果他有手机，他就是有钱人，他会把手机号码告诉一个陌生的三轮车夫吗？

那张报纸宣布破产了。

那天大家互相通知，一起来到报社，看到法院的工作人员将报社的设备拉到卡车上，所谓设备，也就是一些破旧电脑和陈旧办公桌，工作人员将门封了，封条上的大红印章异常鲜艳夺目。墙壁上，一张纸片在风中呼啦啦地抖动，上面写着：“XXX，上班迟到，扣50元；XXX，版面错别字，扣50元……”报社在最后阶段陷入了疯狂，越没有钱，越要狠扣大家的血汗钱，而没有钱发，也就无法扣除。这张在风中抖动的纸片，成为我对这张报纸最后的记忆。

卡车拉着报社仅有的家当离开了，这幢大楼也消除了报社的所有印痕。此后，会有别家公司搬进这幢大楼，但后来者可能不会知道这里曾经是一家报社，这家报社曾有过跌宕起伏和悲欢离合，这幢大楼里曾生活过一群热血青年。

没有人说话，大家的眼中都含着泪花。后来，有人默默离去，有人默默相随。走到了岔路口，有人提议说：“吃顿饭吧，吃完饭就散了，各奔前程。”大家又默默地来到一家小饭店，每人都把自己身上的钱掏出来，凑了一百多元，两张桌子并在一起，炒了几盘菜，一大盆米饭。这就是我们最后的聚餐。

后来，这张饭桌上的绝大多数人再也没有见到，不知道他们现在在哪里？不知道他们生活还好吗？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们都应该结婚生子了吧，祝愿他们家庭幸福，也祝愿他们生活都好了起来，不再忍受贫穷。

人生就是这样。一个人一生要经过很多驿站，当你告别前一个驿站的时候，你不知道还会不会回来，还能不能再见到这个驿站的朋友；当你到达下一个驿站的时候，你不知道这个驿站是什么样子，又会结交哪些朋友。

人生又是一辆长长的列车，在起点的时候，你会认识很多人，他们和你一起开始这段旅程，而在每一个车站，都会有人下车，你无法知道此生还能不能见到这些下车的人。你也要下车，但是你不知道你会在哪个车站下车，会在城市车站，还是小镇车站，还是荒山野岭的小站。你也不会知道是你一个人下车，还是和别人一起下车。

人生充满了太多的不可预知。人生很残酷。

听说那家报社欠了印刷厂上千万元，还欠了员工几个月的工资，印刷厂把报社告上了法庭，法庭强制执行，拉走了报社所有财产。

又听说投资方广告公司把那几个月的广告费都收入了自己腰包，报社宣布破产后，这家广告公司也人去楼空，负责人携款潜逃。

而受苦受难的，还是我们这些打工者。

主任问我：“你有什么打算？”

我说：“我还不知道。”

主任说：“真对不起你，当初不带你出来多好。”

我说：“没什么，人生本来就是起起落落，你不带我出来，我怎么会知道南方这样富裕繁华。”

主任苦笑着：“我要先回家了，老婆一直在家等着。我有了好去处，会通知你。”

我点点头。我没有老婆，没有人等我。我的家在乡村，家中父亲卧病在床，我回家不但帮不上任何忙，而且还会让父母揪心。我有家，但是我没法回去。

当天晚上，我骑着三轮车把主任送到了火车站，我们在进站口拥抱着，都哭了。很多人走过我们身边，都好奇地伸长了脖子，他们不明白两个大男人为什么还要抱在一起，还要哭。主任说：“保重，保重。”然后就走进了候车室。

送走主任，在回家的路上，我双腿酸软，每骑一段路程，就要坐在路边歇歇。我感到自己一下子被抽空了，一下子没有了依靠。

我只能在南方飘着。我没有工作，不知道明天的早餐在哪里，不知道自己的未来在哪里，但是我不能告诉父母这些，我不能让父母替我担心。每次打电话回家，我都会说，我这里生活很好很好，让父母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