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独自在街边走着，走进了路边一间小商店，突然看到了站在柜台后的唐姐。唐姐脸色白皙，发髻高挽，和几年前的邋遢相比，判若两人。唐姐也看到了我，显得很惊讶。

唐姐说，就在我离开这座城市的第二年，这条街道被拆迁，**们都做鸟兽散。她做了几年站街女，没有存到多少钱，她实在不想再过那种暗无天日的生活，就从家中亲戚处借了几千元，开了这间小商店，一直经营到现在。

“堂堂正正做人，真好！”唐姐说。

【第三章：暗访血奴群落】

就在我准备来南方闯荡的第二天，我突然接到了妹妹的电话。妹妹在电话中说，父亲的疾病又发作了。

父亲是一名农民，为人老实，与人为善，他一生没有和任何人吵架过，即使遇到不平和委屈，也默默地埋藏在自己肚子里。他对生活的要求很低很低，一件衣服可以穿十多年，一双袜子补了又补。他总是教育我：“做了能说出去的事情，再做；做了不能说出去的事情，不要做。”

父亲和这个国家的大多数农民一样，性格淳朴，与世无争，只想平平安安度过一生，只想着儿女们能有出息，能过上好日子。父亲一生坎坷，小时候因为家穷，没有上过一天学，后来跟着村中的民办教师，学会了识字算账。父亲是农村那种明事理、懂法规的长者。在北方农村，每个村子里都有一两个这样的人，当人们遇到难缠的难办的事情时，都会找他们出主意。这样的人在北方农村被称为“能行人”。

但是，“能行人”父亲一生贫困，他从来没有在食堂吃过一顿饭。北方农村把街道上的饭馆酒店统一叫食堂。他非常勤劳，省吃俭用，每天累得像一头老牛，却日子过得捉襟见肘。和那时候的所有农民一样，父亲没有意识到这个国家的经济体制出现了问题，而把这一切都归结于命运。

我们家的经济在我参加了工作后，才略微有些好转。当时我每月工资三四百元，每月给家中积攒100元，父亲用这100元买种子化肥农药，缴纳电费水费提留款，缴纳道路修建费教育附加费等等各种费用，这样一年下来，我积攒的钱都补贴家用了，而家中日子还是没有多大变化。

农民们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努力劳动，还是忍受着贫穷？后来，湖北一位乡丨党丨委书记李昌平用“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的触目惊心的语言，描述了一个凋敝破败、苟延残喘的中国底层农村景象，人们才了解到了农民的悲惨处境。

就是在农民最苦最穷的那几年，父亲染上了疾病。

我在县城工作，县城距离家乡有几十里路，坐一个多小时的班车，下了班车后还要走一个小时的山路，所以我平时很少回家，不想走那么远的山路，更舍不得花费那几元钱的车票钱。

那年冬天，相隔了好几个月后，我回到家中，突然看到父亲的背上隆起了一个大包，将棉衣高高撑起，我问父亲脊背怎么了？父亲平静地说：“没事没事，不就是长了一个疙瘩。”我又问母亲，母亲说，父亲背上的疙瘩已经长了好几个月了，她一直劝父亲去医院，可是父亲舍不得花钱，就一直拖着不去，最近这一个月长得很快。

我预感到病情不好，就强拉着父亲去医院，父亲还是不去。后来，我才知道，当时家中仅有几十元钱，还要等着交电费，买食盐。父亲也预感到自己的病情可能不好，可能要花费很多钱。而当时的医院，正是医生大肆收红包，乱开大处方，乱收费，痛宰患者的年代。

那天，我将父亲拉进医院里，医生检查后说，属于癌症。不过立即做手续，也许还有救。

父亲躺在医院的病房里，我奔走在县城的大街上，向每一个熟悉的和不太熟悉的人借钱。我向别人说着父亲的病情，说着说着就会流下眼泪。但是，那时候的人们也都没有多少钱，奔跑一天，也只能借到几百元。我现在还能记得，有一天夜晚，我坐在一幢大楼的台阶上，伤心得嚎啕大哭。后来哭累了，又摇摇晃晃地站起身，去医院看望父亲。

后来，在一位朋友的担保下，我去银行借了几万元，才让父亲顺利地做完了手术。

手术结束后，我以为父亲身体彻底恢复了，没想到，现在又旧病复发。

妹妹带着父亲来到了省城。那时候，我租住在城中村一间非常狭小的房间里，房间里仅仅放着一张单人床和一张桌子，就占据了大半空间。每天晚上，我会爬在这张桌子上写稿件写小说，累了就躺在床上睡个囫囵觉。我身上背着几万元的借款，几万元的借款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必须拼命工作。

父亲和妹妹来到后，我把桌子放到了屋外的过道上，父亲睡在床上，我和妹妹在地上铺张报纸，就睡在地板上。半年没有见，父亲瘦了很多，双颊塌陷，原来非常强壮的身体，现在瘦成了一把骨头，看着让人心疼。父亲那天晚上一直没有睡着，我也没有睡着，只有还不懂事的妹妹睡得正香。我看着床上瘦小的父亲，眼泪一直在流。父亲每隔一会就会翻身，长长地吐一口气，癌症病人都会非常疼痛，父亲害怕我担心他的身体，一直咬牙忍受着刺骨的疼痛，一声也不吭。

天亮后，我们走在通往医院的街道上，父亲一直用左手扳着右肩胛骨，腮帮子高高鼓起，我问父亲怎么了，父亲说：“没事没事。”我明白，父亲一路都在咬牙忍受着钻心的疼痛。而右肩胛骨，正是病灶所在的地方。

10年过去了，我常常能够想到父亲痛苦地走在大街上的这个情景，每次想起来，就泪水盈眶。

来到医院，医生检查后，避过父亲对我说：“已经到了癌症晚期，癌细胞已经扩散了。”医生还建议住院化疗，但是我知道，一切已经晚了。再说，化疗需要几万几十万，而我一个小记者，当时每月仅有一千多元的收入。

我和父亲、妹妹走出医院，来到了大街上一间照相馆里，此前，因为没有钱，我们从来没有照过全家福，现在，终于能够在一起照张照片，可还是不完整，母亲没有在。后来，全家没有再在一起照过相片，这让我终生遗憾。

从照相馆走出来，我带着父亲走进饭馆，父亲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去，说回家做饭，花这么多的钱干什么。我有些气愤地把父亲推进饭店，三个人吃了三碗炒面。父亲吃得很香，那是他今生唯一进饭馆吃饭的一次。

也就是在这家医院里，我第一次听说了“血奴”，见到了“血奴”。

那天，我陪着父亲在医院检查身体，医院里患者很多，我坐在一张长椅上，无意中听到了身边两个人的对话。他们在谈论自己的身体，说最近一段时间身体状况很差，连一桶水也提不起，以前不是这样的。接着，他们说起了卖血的事情，他们一月要卖十几次血，卖血太多了，让身体垮了。听到这些对话，我感到很震惊，扭头看过去，看到他们两个都非常消瘦，脸色蜡黄。

我想起了几天前接到的一个线索，报料人在距离省城几百里之外的一个乡村，他说他们那里整村人都在卖血，很多人以此为生。还有人承包了长途汽车，拉着一车人去周围的省市去卖血。我把这条线索汇报给了老总，老总认为题材太过敏感，放弃了。

现在，想不到血奴居然就在我的身边。

我和他们攀谈，想了解更多的情况。尽管这个题材老总不让报道，但是我还想了解这一群人特殊的不为我们所知的生活，这种特殊的职业让我诧异。然而，他们很敏感，他们听到我的问话，便闭口不言，匆匆离去。

别说10年前，即使在现在，这个话题仍然是敏感的。几年后，有人看到赵本山的电影《叶落归根》，看到那里面血奴卖血的场景，仍然认为这是不可能的，是编剧导演凭空想象的。

血奴，这到底是一群什么样的人？为什么要依靠卖血生活？这样做，是不是在提前结束自己的生命？

送父亲回到家，看着家中破败的房屋，和屋檐下的那几件农具，我感觉很伤心，这间陈旧的房屋，和那几件不值钱的农具，就是父母辛苦一生积攒的所有家产。农民真穷啊！这些年我没有再回家，不知道家乡面貌改变了没有？听说种地不用再缴纳各种税费了，农民生活应该能好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