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张报纸都是刚刚走向市场的都市报，此前，在县城上班的我都没有听过它们的名字。我以前看到的报纸都是《XX日报》，里面全是大块大块的空洞文章。每年年终，单位会订两份报纸，一份是省级日报，一份是市级日报，全是关于各级领导的活动报道，形势一片大好，处处莺歌燕舞，人民齐夸政策好。订这两张报纸的钱财政局专款专用，而订阅其余的报刊，则就要自己掏钱了。
我在犹豫着该去哪家报社报到时，一位自诩为报社资深人士的小个子青年说，前一份报纸有前途，集中了这个城市的精锐人马；而后一份报纸挂靠在一家出版社，水平一般。我听信了这个资深人士的话，进入了前一份报纸。这名资深人士也参加了两张报纸的考试，可是我此后一直再没有见到他。印象中的他身材矮小，戴着眼睛，口若悬河，说话的时候高昂着头，一副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神情。
我的命运从这里转了一个弯。从现在开始，我要开始一种全新的生活。
当时我身上只有几角钱，这几角钱还不够我在这座城市坐一趟公交车。我揣着这几角钱来到了报社报道，几角钱装在裤子口袋里，被我的手掌拽出了汗水。
值得庆幸的是，报社不但没有收取各种各样繁杂的费用，而且还免费安排食宿。报社有一个食堂，吃饭可以放开肚皮吃；报社还有一个宿舍，免费为记者提供住宿。宿舍里有崭新的被褥床单，电壶脸盆，连新毛巾都准备好了。这个报社就像家庭一样，我从踏进报社的第一步，我就喜欢上了它。
报社的宿舍里一共住了三个人，除我之外，还有两个同样从外地来到这座城市的人，都是刚刚进入报社的记者。而其余的采编人员，有的在城市里有房子，有的嫌报社宿舍的环境不好，自己在外面租房住。
我现在还记得我在报社第一次吃饭的场景。那一次吃的是杂酱面，师傅刚刚给我捞了一碗面条，我背过身去，还没有走到座位上，就风卷残云地将那晚面条吞下肚子里。师傅笑着给我捞了第二碗，还打趣地说：“慢慢吃，别着急，多着呢，看你能吃多少？”我极力压抑着自己的食欲和不断涌上来的唾液，坐在凳子上，端起饭碗，又是几口吃下去了。这次师傅惊讶了，他给我盛了第三碗，疑惑地看着我。我端着饭碗慢慢走到座位上，不到一分钟，第三碗面条又吃完了，这次才品尝到了杂酱的香味，才感到肚子里有了温暖的东西。第四碗面条盛上来的时候，很多人都好奇地望着我，可是我没有感觉到，依然埋头津津有味地吃着自己面前的杂酱面，我吃得全神贯注，不知道身后已经站立了几个人，他们像看怪物一样地看着我……那天，我一下子吃了六碗面条，那是我这十几天来唯一的一顿饱饭。很多年后，当初的同事聚会时，他们还会说起我那天饕餮的情景，而我也一直记得自己那天吃饭的幸福时光。
第二天，报社就给我分配任务，却暗访乞丐群落。
这10年来，我暗访过种种黑色的灰色的行业，与各色人等打交道，而每次都能顺利打进去，而且直抵核心地带。我想，这可能是我天生一张大众化的脸庞，一副喜怒不形于色的神情，还有，外表看起来忠厚老实，木讷迟钝，让人放松了警惕。
很多天后，我问起部门主任，为什么当初选择我去做暗访记者，安排我去打入乞丐内部？主任说：“你刚来报社的时候，又黑有瘦，一副病恹恹的样子，不认识的人真的会把你当成乞丐……还有那天你吃饭的情景。”
原来刚来报社第一天吃饭的时候，主任就站立在我的身后，他说他看到我吃饭的样子，心酸得几乎掉下眼泪。
人生充满了太多的偶然。我因为狼吞虎咽而被主任发现，主任安排我做暗访，此后10年来，我一直生活在暗访这种最危险的新闻形式中，这种另类生活中。也因为暗访，我做了报社最神秘的人物，就连报社一些同事也不知道那些充满了危险的暗访是我做的。因为暗访，我成了传媒江湖中的“无名英雄”；也因为暗访，我一步一个台阶登上了今天的位置。
10年前的省会城市，已经出现了职业乞丐，他们结帮组派，强行索要，市民不堪其扰，但是却又无可奈何。那时候的市民还都普遍认为乞丐是生活所迫，就像传统观念认为妓女是生活所迫一样。
领到任务的当天下午，报社提前支付给我100元钱，做为“活动经费”。我来到了南郊菜农的田地里，走进一个茅草棚里，那时候，当地的农民已经学会了享受，他们把菜地租给来自河南和四川的农民，坐享租金。茅草棚里有一个四川农民在抽旱烟，他的肤色和棚子里的黑暗融为一体，我是通过袅袅升腾的烟雾，才辨认出了他。
我说我想买一身他的衣服，越破越好。他不解地看着我，一连声地说“啥子？啥子？”我说了好几遍，他才听明白了，疑惑地问我床边那套怎么样。那套衣服比较新，没有一个补丁，不合我意。可是我发现地上堆着一条裤子和一个汗衫，都破了好几个洞，可能是他准备扔掉的。我说想买这两件，20元。他大喜过望，连忙说：“要得，要得。”临出门，他还把一双露着脚趾头的黄胶鞋送给了我。
回到报社，换上那套衣服鞋子，摄影记者替我拍过照片后，我就走出报社，开始了乞讨生活。
这些年来，我先后遇到了很多以暗访起家的知名记者，在交谈中得知，他们的暗访都起步较晚。而1999年，很多省市的报纸都还没有走向市场化，更不会有暗访这种揭示社会真相的形式。所以，我相信我可能是中国第一个暗访乞丐群落的记者，也属于中国第一代暗访记者。
多年过后，我还能清楚记得那天去暗访的情景。炽烈的阳光照耀在我的肩上，也照耀着滚烫的柏油路面，高楼大厦的上方，有长长的鸽哨掠过，像竹片划过结冰的河面，听起来异常凄厉。那是我第一次去采访，也就是去暗访，我不知道会遇到什么人，也不知道今晚露宿何处，还不知道会不会挨打，会不会被乞丐们传染上各种疾病。乞丐们都是社会弱势群体，他们大多数居无定所，食不果腹，而病毒也最容易侵染上他们，肝炎、艾滋等等各种知道名字和不知道名字的疾病。他们的情绪也最不稳定，很多人都有各种精神疾病：暴躁、易怒、破坏欲、报复倾向、仇恨社会、下手不知道轻重。我即将走进这样一个群落里，即将与这样一群人打交道，但是那天我一点也不害怕，强烈的生存本能让我忘记了恐惧，我告诉自己，我必须在这家报社生存下去，必须脱颖而出，付出再大的代价也在所不惜。
我来到了这座城市最繁华的一条大街旁，把事先准备好的一张纸铺在地面上，上面写着“妻子残疾，又身患重病，夫妻流落在此，好心人帮忙治病”之类的话，纸上放着一个破碗，碗边被磕出了一个豁口。我坐在纸张后面，靠着墙壁，一副奄奄一息垂头丧气的样子。我不敢看来来往往的人群，担心他们从我的眼中读出了欺骗，我只看着他们的鞋子，一双双皮鞋和旅游鞋，都很漂亮，款式新颖。我想着，城里人真的有钱，这些鞋子少说也有几百元，而我从来没有穿过50元以上的鞋子。
几分钟后，来了一对母女，孩子穿着白色旅游鞋，母亲穿着红色凉鞋。孩子大概刚刚上学，她一个字一个字吃力地念完了纸上的文字，然后从自己口袋里掏出了一枚一元钱的硬币，放在了破碗里。我低头看着一双旅游鞋和一双凉鞋离远了，看着母女倚靠在一起的背影，心中一阵悲怆。善良纯洁的孩子怎么能知道这个世界上充满了欺骗和丑恶。我们总是说自己亲眼看到的才能够相信，其实很多时候自己亲眼看到也不能相信，在事物表层的下面，掩盖的是无人知晓的真相。
临到下午的时候，我已经有了20多元的收入，这些钱中，有一元钱的，有五角的，还有一角两角的纸币。我把一元和五角装在口袋里，只把一角两角的纸币放在破碗里，让人相信我一直没有要到钱。
快到黄昏的时候，我的收入已经达到了50元。就这样坐在街边，看着来来往往人群的鞋子，不动声色地坐着，装出一副可怜相，一天就能收入50元。而50元，是上世纪末期这座城市白领一天的收入。
大街上的鞋子渐渐少了起来，商铺的灯光也次第点亮了，我准备起身，又是一天没有吃饭，我已饿得前心贴着后背。突然，一个穿着衬衣长裤，打扮很普通的中年男子来了，他一脚踢翻了我的破碗，破碗在人行道的水泥路面上滚出了很远，然后掉落在柏油路面上。中年男子呵斥道：“老子注意你半天了，他娘的在这里要饭，给谁打招呼了？”